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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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还是俯拾皆是：“某某某被扎了”，“某地某时又有某人被扎了”，“某某被扎，正在某某医院检查治疗”。但当记者们蜂拥而至调查了解时，这些传言大多子虚乌有。分析此类传言，大抵有三种说法：一是说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大多数都是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当年采血的车辆挂着天津的牌照，被感染者认为当初不是天津来的采血车来采血，他们就不可能染上艾滋病，因此，他们今天要来天津进行报复。二是说一个外地人在天津的医院看病、输血，结果染上了艾滋病。为了报复，他叫来一帮艾滋病患者，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还有一种说法是，河南的一些艾滋病人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社会不要遗弃他们，想得到有关部门进一步的关怀，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他们相约来到与北京最近的天津，制造了这些“扎人”事件。　　后来，一些传言又有了新的“版本”，而且有的“版本”一天一个花样，生拉硬拽地把偌大一座天津城拉拽到火山口上。有记者到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公安、卫生部门对此均表示：“还不到透露此事的时候。”　　１月１５日，又一名妇女被“扎”了，这件事以极快的速度立即传遍了天津市的大街小巷。　　这名被“扎”的妇女姓吴，据吴女士自述，１月１５日下午，吴女士到家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这个过程她大约走了１０分钟左右。在菜市场，她准备买点咸菜，但当她伸出手想去拿时，突然发现手上有一个“针眼”，“针眼”旁边是一道细细的划痕。吴女士看见这些情况之后大惊失色，赶紧到附近一家小卫生院进行包扎，医生从她的伤口挤出一点血，涂上一些碘酒，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吴女士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蹊跷，于是报了１１０。警察赶来，将她带到天津市高级法院，请法医对她作了检查。法医经过认真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吴女士的伤口可能是铁丝、竹刺等尖锐物划伤的，没什么大问题，要她不必为此担心。吴女士对此仍放心不下，老想到可怕的艾滋病。她对人说，她出门没碰到什么东西，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划伤的。自己已经５０岁了，对艾滋病并不感到可怕，主要是为家里的孩子担心。　　当吴女士被“扎”的传言再度袭击天津时，天津几乎变成了一座死城。人们不出门了，大街上见不到更多的人影，平时熙熙攘攘的商场，如今冷清得只有售货员垂手侍立在柜台前作无望的等候。　　反应迅速的天津市###门，为了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已向中、小学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学校内外的保安，同时还呼吁学生家长注意学生安全。有的学校在学校门口护送学生，附近派出所也纷纷派出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现场保护。　　此后，为稳定人心，天津电视台播出了专家释疑：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寄生性很强的病毒，它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因血液凝固而死亡。用扎针的方法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　　１月１７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公布了涉及被扎案件的一些初步情况，这是官方就此事的第一次表态。根据通告公布的内容，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了数名犯罪嫌疑人，案情如下：　　１月１２日下午２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并当场缴获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包，包中搜出针头等物；　　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７日６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陶某某，１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手持装有红色墨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中，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动，将该二人抓获，同时缴获了一些作案工具和部分赃款。　　公安部门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查，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的痕迹，少部分人虽然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公安部门还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头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　　１月１８日一大早，天津市公安机关便向各单位发放宣传提纲，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平静心态，稳定社会，震慑犯罪分子。这样做的效果很好，此后的许多天，都没有被扎的报案。浮躁、骚动多日的社会日趋正常。　　为什么传言会变成谣言？为什么谣言会广泛流播？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是谣言，却还那样浮躁恐慌，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波动？这种社会病态心理难道是天津人的专利？　　一位专家回答说，这其实并不是天津人独有的态度，恐怕全社会对此都应该反思。人们对艾滋病人普遍地“避而远之”，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平等对待。这位专家还郑重地提出警示：照此下去，是很危险的！　　天津“扎针”事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平静地谢幕。谢幕之后，人们是否从中得到某些启迪，为什么关于艾滋病的谣言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远？为什么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那么强烈，那么不可理喻？为什么“扎针”事件以及它所掀起的扑天大浪发生在天津而不是发生在北京？　　据报载，天津“扎针”事件之后，很多人还是认为凡是艾滋病就都是作风问题所致。和平路一位售货员评论“扎针”事件时说：“那些人自己乱搞，得了绝症还来害人，抓住了要狠狠惩罚他们才行。”即使有人知道了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卖血、输血而被无辜传染上的，也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河东区的一位居民说，应该把艾滋病人送到孤岛上去，让他们与世隔绝。另一位姓李的中年人甚至说艾滋病人“应该灭掉”。　　但在北京，情况却有所不同。　　《北京青年报》曾经就艾滋病问题在北京市民中做过一次调查，高达９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全社会来关注艾滋病问题；５７％的北京人表示应该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不能歧视更不能抛弃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艾滋病由于主要通过性接触和吸毒途径来传染的，所以不像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那样，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反而是遭到白眼和侮辱。这样做对于病人来说，心理受到的打击比疾病造成的痛苦还要厉害；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表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输血传染上艾滋病的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４４％的北京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值得同情，“他自己也不愿意得这病呀”是很多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艾滋病患者确实需要社会的帮助，尤其是ＨＩＶ携带者，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携带着ＨＩＶ而已。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人就会被社会立即抛弃。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许是谣言流传最后酿成大波的社会基础。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不仅限于天津。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版的《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为艾滋病立法”。这篇报道称：《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通过审议，这部前后修改了２０余次、引发无数争议的条例一旦经省人大审议通过，将于明年正式付诸实施，成都也因此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立法的城市。据了解，《成都市性病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草案）》对艾滋病的防治内容、管理范围、职能部门分工等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宾馆、饭店、旅社、招待所、公共浴池、游泳池、理发店、美容店、歌舞厅等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当组织直接接触客户的人员每年一次到市、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性病、艾滋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性病、艾滋病项目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准予上岗，性病、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离岗治疗。性病、艾滋病人及感染者不得进入公共浴池就浴或进入游泳池游泳，违者将被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这一地方法规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者潘绥铭等）认为“严禁艾滋病人进游泳池”是一个“荒唐的规定”，因为“那是不会传染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对此也非常担心，他说，如果成都的法规被通过，会加剧ＡＩＤＳ人群与健康人群的对抗情绪。　　然而，专家的声音却很无力，左右不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误解。　　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出版的《工人日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集中管理艾滋病人？——善良却危险的提案》的报道，这篇报道说：这些天来，关于艾滋病人的新闻突然多了起来。除了京津地区风传“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谣言之外，来自广东“两会”的一份提案也卷了进来。《新快报》的消息称，有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提出要像过去治疗麻风病人那样，对艾滋病人进行集中管理和治疗。这是一个善良的提案，也是一个危险的提案。尽管艾滋病的阴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把艾滋病人和麻风病人等同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像消灭麻风病一样消灭艾滋病？恐怕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　　这篇报道在评论这种举措时说，西南某大城市（即前文提到过的成都）曾经酝酿过一项地方法规，要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拒于公共浴室之外。如今，类似的声音又在广东重新出现，而且由政协委员把艾滋病人与麻风病人并列起来，说明我们在善待艾滋病患者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台湾某剧院实验剧场里，上演了一出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艾滋病故事剧《黄色小船》。真实的剧情与真情的表演，让在场的演员和观众哭在了一起，拥在了一起。　　《黄色小船》的故事背景发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知名导演沙大伟（Ｄａｖｉｄ　Ｓｅａｒ）婚后喜获贵子，取名潘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但不幸的很，新生儿却是一个先天的血友病患者。后来不慎因输血感染了ＨＩＶ，当时对艾滋病的了解和治疗极为有限，结果潘杰明只活了８年４个月又２９天。在潘杰明短短的生命中，带给沙大伟夫妇的是爱子诞生与成长的喜悦，同时还有爱子面对病魔而父母束手无策的无助及痛苦。潘杰明从得知染上ＨＩＶ那一刻起，就开始被亲友歧视，被学校强迫退学，最后在父母及朋友的爱的包围下，他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他却能以一颗童真的心说，要在死后把他的玩具分给朋友。　　这部实验话剧，透过孩童的眼光，探讨艾滋病、血友病、死亡与病重儿等问题，戏剧的感人力量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人们，惟有了解艾滋病，关怀病人，才能挑战艾滋病，才能最后彻底瓦解和战胜艾滋病！　　今天，黄色小船又飘到了我们身边。　　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我们和那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　　那些试图用法律“严禁艾滋病患者进入游泳池”的做法，那种重新引入麻风病人概念的观点，只能意味着对患者和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