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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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的编纂最初由袁世凯和端方发起，后来设了一个宪政编查馆于北京，因为反对的人多，所以北洋新军的六镇只留了两个镇由北洋管辖，削减了他们的兵权，在天津设立一个审判庭，为司法独立的先声，并设置议事会和董事会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杨度以四品衔头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和劳乃轩同时进入，1908年出了一个预备立宪为期九年的清单，杨度写草稿，由劳乃轩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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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搞宪政不如说是家政（2）
杨度自称他是保皇党、同盟会之外的第三派，所以在《民报》《新民丛报》之外，他办《中日新报》来宣传他的理念。
不过，若说他是另一种保皇派，也是说得通的。但康、梁的保皇，系有专指，就是保光绪帝这个具体的人，假如慈禧当女皇，假如李鸿章当皇帝，他们可能马上扯皮，他们中尤以康有为对光绪帝的感情企望很深。而杨度的保皇却是任何一个他们之间互感兴趣的实力人物，他去辅佐之，立非常之功，成帝王之业，用其纵横之术，以布衣而致卿相，最大限度实现其个人价值。
熊希龄是谭嗣同南学会的成员，变法失败后居住湖南，1905年五大臣出洋，他作为随员，专任端方的参赞。五大臣怕考察不好交代，就叫熊希龄推荐宪政专家。熊氏一口咬定杨度。杨度写了《实施宪政的程序》《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两文，把工程的一大部分发包给梁启超，梁氏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五大臣回国后乃将此三文作为奏折交慈禧。
光绪帝死后，袁世凯的兵权显得很突出，戊戌变法当年的种种关键细节又纷纷扬扬传开了，海外发来很多电报责备，醇亲王非常痛恨，以生病的名义将他免职。张之洞不久病死在位，清政府的大官僚基本是皇亲国戚了。
光绪帝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他之前没有这样，在他之后也没有。就是他亲弟弟也竭力造成亲贵当政，排除汉人也更盛。
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期间，被一道上谕打回老家“养病”。本来，载沣早就想干掉他，现在手中有权，步伐就加快了。
原来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悔恨交加，恨不能生啖袁世凯之肉，在瀛台软禁期间，传说终日无事，就在纸上写满“袁世凯”几个字，然后把纸片撕成粉碎，表示碎尸万段之意，光绪帝最后郁郁而终，可谓不得善终，始作俑者，即是袁大头。
载沣是载湉的亲弟弟，他亲政期间，本来要杀掉袁世凯报仇，但现实却太不允许了。一者袁世凯已坐大，二则张之洞以老迈之身跪下来说，国家大敌当前不宜动刀兵。
*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大为恼怒，质问南方代表：“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取消？”并通过唐绍仪向南方方面探询，假如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有何把握”？显然他的个人进退远在社稷民生之上。
到了1913年春，邹鲁回到广州，预备北上出席国会。当时舆论，都不满袁世凯没有经过临时参议会议决，而直接命令通过的官制官规。有人主张弹劾，有人主张国会移到南京开会。
一般人总还是对袁世凯抱有期望，以为他是治世的能臣，就像中山让位给他时所说的，有十年的期许。
那时中山先生在日本，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唐绍仪都在上海。邹鲁到了上海，常常和他们讨论国民党将在国会里面采取的政治方针。大体决定后，方始北上。宋教仁受中山先生命令，到北京主持党务。本来宋、邹要同行，而邹鲁想先在莫愁湖边墓地凭吊北伐阵亡将士，他先一天到南京，约定次日在浦口车站相会。
3月21日凌晨，邹鲁在浦口车站等候宋先生，直到火车要开的时候，还不见宋先生身影。一个招待员仓皇跑来对他说，宋先生在沪宁车站遇刺了！仿佛晴天霹雳，邹鲁叫苦不迭。宋先生致力于政党政治最力，强调内阁必须有政党组织，如此一来袁世凯任用私人的机会就阻断了。所以，他看到国会里面国民党占尽优势，他的妒忌叫他似要发疯。邹鲁说，政治竞争，不树堂堂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
袁世凯前些年大搞预备立宪，组织人马，提交议案，高调发声。他的宪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此国贼，非加以*不可了！
袁世凯当年也上过关于宪政的条陈，那纯出于个人算计。当他称帝后，民国护法军政府*他的檄文中，列举其二十大罪状。涉及破坏宪政的就有：当第一次内阁总理辞后，他即唆使军警威逼议员，公然向国人示威，开武力政治之恶例；*政治，三权分立，为最基本的要义。可是袁世凯因恢复旧制度要向各种马仔施以恩惠，所以对于议院，他就用命令方式使其做这做那，议院作用，化为乌有……所以在军政府第二军秘书长钟动先撰写的檄文中，说袁世凯的丑行毒祸，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践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囿也”。
此篇檄文，文笔雄健，迂回而波澜迭起，开头形容袁世凯的个性材质，大有烛照燃犀之效，“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
现在也有史家或以为袁氏聪明过人，抑或老奸巨猾，实则根本上看来，此公智商终属下下之驷。同盟会人物尝有评价其失着者，以为，当其为北洋大臣的时候，有人向他灌输帝王思想，不料此公叫嚣：“不敢领教！不敢领教。”好像他自己豪奴当惯了，根本不考虑反抗清廷，自己走向帝位。到了民国肇建，他反而要公然称帝了。实则当其在晚清最后十来年中，若下手夺取天下于清廷之手，国人可能会谅解他甚至支持他，可是这个憨包，偏要将帝位笼罩在已经建立的民国头上，这不是白痴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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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徘徊终于拖延（1）
慈禧于1901年底在西安诏议变法，实因西窜过程中，大跌面子。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合上三疏，譬如建议设立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以及崇尚节俭，打破常格，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去书吏、去差役、裁绿营、简文法等等。其所陈述，剀切详细，然就各条细观，究属卑卑无甚高论。所谓变法，竟在义和团义理及康梁维新之间徘徊折中。张、刘负有一时之人望，而如鸦片之病国害民，亦因税收关系，未敢急议禁绝。官收洋药也为变法之一要目，其识见与魄力，则远在维新人士之下矣。
1907年，清廷将前年设的政治宪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派杨度为该馆提调，四品衔。
这一年张之洞、袁世凯均调军机大臣，袁世凯也需要一个宪政专家，杨度适逢机会，一拍即合。
立宪是舆论的呼声，但清廷亲贵们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过了；维新人士则认为不够，革命派则根本不理会这一套。
袁氏在其间权衡掂量，由奕劻向太后传话，以为立宪乃缓和危机的灵丹妙药，建议清廷开宪政讲座。
杨度当主讲讲师。讲前，张之洞指示，宪政须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袁世凯指示，立宪以富国强兵为目的。
杨度谈起当时的笑话：立宪运动的基本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清廷亲贵却要求巩固和扩大君主特权。讲师们要照顾各路大臣的意见，讲起来顾东又顾西，按下葫芦起来瓢，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滑稽突梯，莫过于此。
这些变革，对于变器又有不同，虽亦为变器，只变器——器物、器具，而非器——器识、气度，等于不变。而所变的先进的器物，更有利于专制对民众之控制。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九八四》（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坛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中无所不在的监控。
1906年，出洋考察的大臣载泽回国以后奏请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廓清级别，明定责成，以预备立宪的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年，就设置了议院，一般有重大事情就要交付给议院讨论，民间有什么问题也要交给议院转达，所以国家上下一体，军民同心。到了有战争的时候，人尽皆兵，有税费时候，人人自愿缴税，它能够富强起来是有原因的。而清廷的预备立宪到1908年，资政院提议说立宪国应该有议院，才搞出一个议院的总纲和选举法。资政院是国会的雏形，可是钦定的人员和选举的人员各占一半，地方咨议局争持不下的事件要由资政院来复核，就把省级议会和中央议会搞成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这和今天的议会、议员全由民选全然两码事。
关于弹劾，议会应有全权。譬如，2009年1月29日晚，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对布拉哥耶维奇的弹劾案，该州立法者随即宣布剥夺其州长职务，原副州长奎恩宣誓就任伊利诺伊州新州长。布拉哥耶维奇此前被指卖官鬻爵，涉嫌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来的联邦参议员位置。他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FBI）窃听，结果卖官一事东窗事发。
此前，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以114票对1票通过弹劾州长提案。身为*党员的布拉哥耶维奇被形容为一个“粗鲁，*”的政客。一位参议员说：“他应该被扫地出门，并且被禁止再一次进入议会。”布拉哥耶维奇不但被弹劾，伊州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永远禁止布拉哥耶维奇在该州出任公职，以防此人卷土重来。 。 想看书来
折中徘徊终于拖延（2）
清末的议会裁决权在哪里呢？在皇族和实力人物。总不能说他们使用了宪政议会的名词就承认它的合法性吧。清廷1906年9月颁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预备立宪”，使立宪派欣喜若狂，又以为抓住了开展立宪的依据，一时间数十个鼓吹立宪的团体相继成立，如上海以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东京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发起的政闻社；东京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的宪政讲习会等。
但是，清廷批准宪政编查馆所拟《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说得很明确：“咨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议案须经该省督抚认可方能生效，如果“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再看1908年秋，清廷对资政院、宪政编查馆有关选举法、议院法的批复：“现值国势积弱，事变纷呈，非朝野同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