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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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有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对方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这种客观描述，虽然读起来很顺畅，却只是表面功夫，隔靴搔痒都不算。于个人真实面貌，距离很远。
后来清流经过整肃，元气大伤。到戊戌变法失利三年后，李鸿章病逝。洋务坐大的孑遗袁世凯不断膨胀。许指严先生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新旧胜负的枢纽，操纵在荣禄的手中。而拨弄枢纽开关的，则非袁世凯莫属。
许先生说：“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抗衡？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倒耶？”
这就不一定了。所谓同室操戈，在光绪帝看来，未必如此，他已泯灭满汉界限，只认道理，不认这种认为的鸿沟。他的眼光很大，早已跳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在家国高度考虑问题。另外说袁世凯不能和荣禄抗衡，也属一叶障目。策划周到的宫廷突变，有时只需一个连长就能搞定，何况七千精兵的袁世凯。
问题就在袁世凯是个问题人物，而清流派对之束手无策，改良派事前毫无筹划用心，光绪帝光杆司令，于是这个洋务的孑遗就独领*了。
慈禧西安之后（1）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仓皇出逃。
两年后，拒绝变法的慈禧太后在外部力量打击下，也同样仓皇出逃。
慈禧西逃，外国人既羞辱她，也给她面子，给她台阶，她在西安下诏变法，下诏是因为没招。
毕竟，无法像砍六君子的头一样，去砍外国人的头，也无法将义和团全部砍头。
义和团平定后的结局是签订《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利息最终要赔九亿八千万两，俄国为了东三省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改。但是她的根性决定了。她的所谓变法，改，就是不改，小改是为了大的不改，假改是为了真的不改。改须有利于我，不利于我者，坚决不改。
张之洞1900年9月，在汉口破获党人机关。不久，他亲自撰文劝诫革命党人。
此时慈禧已经出京逃难。她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于是抚恤洋人，惩办祸首，杀戮大臣，或明正典刑，或发配极边。一是自挣面子，一是给外国人面子；一是泄愤，一是*。处理和杀戮的有董福祥、毓贤、徐桐、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行刑时，由外国人派兵监斩。1900年底，李鸿章在北京和各国公使签订合约，满足其各种压力，但是并不惩办慈禧，老太婆大喜过望，“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这样，在西安客居惨况中，想到了“社稷祖宗”，于是在1901年初，下诏说：“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己见，条议以闻。”（《张之洞年谱》）
外逃的喘息中，慈禧命李鸿章统帅全局，万不可激怒俄、英、美、日。差不多同时，下诏变法，实因为各种矛盾、压力无法解开。她特别强调“治法”可变，“常经”则万古不易。“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为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人的奏折版本，实际上是洋务运动在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到了这年的秋间，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就死去了。
1902年初，慈禧挈光绪帝由保定还京，演完其所谓“回銮”丑剧。及还宫见埋藏之金玉宝器皆无恙，而其统治得以“保全”，乃“大修颐和园，穷极奢靡，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不时入宫欢会，与闻内政”。女*者的个人辉煌、集权一身、列强劈头盖脸的打击、改革者的压力、时势的羞辱、矛盾纠结于一点，就是预防噩梦成真，变危机为转机。他们的信心不容低估，慈禧的定调已然昭告天下，他们还要夺取下一个两百年。
慈禧的所谓变法是消极的，因为它是以牺牲民众自由为代价换取的。自由精神是人类的创造精神，也是人文精神中的元精神，没有自由就是没有流动的空气，世界就会污浊，生命就没有价值。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却被一个叫“祖制”的伪价值给置换了。将祖制天下的稳妥与自由对立，是*者本能的发明。
1905年，五大臣出洋，实际名称是考察政治，而非考察宪政，因西太后恶闻宪政之名，故曰考察政治，其掩耳盗铃，一至于此。
慈禧西安之后（2）
这年7月中旬，清廷以软禁中的光绪帝名义，给内阁发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今天还有人以当时有舆论谴责吴樾的暗杀，认为清廷已做了妥善安排，却因为一颗炸弹而推迟动身，认定吴先生系从事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做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有人讥讽受伤的绍英想赖掉考察出行，他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冠冕堂皇很容易混淆视听，当时因变法而受到软禁的光绪帝还在继续的禁锢之中；康、梁还受通缉；革命者被“围剿”；光绪帝的上谕是人家用他的名义发的……靠这五大臣，昏庸碌碌，绍英还好意思说他死而则荣……
1906年，五大臣被催回国，形势更加逼人，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宣布预备立宪。其资源借镜系以日本宪法为蓝本，日本行政未设置督抚，故欲缩减本国督抚之权，军权财政权由中央收回，王公大臣如此之议，慈禧顿转忧为喜，如此一来可收中央集权之实。
袁世凯1906年参加北京改革官制会议，他此时也倾向中央官制，日后假如君主立宪，皇帝徒有元首虚名，则慈禧如不在人世，他亦可保其地位（内阁）。
该会议决定三权分立原则：
立法部分：先成立资政院，为正式国会之前的立法机关。
司法部分：大理寺改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各省成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行政部分：成立责任内阁，以国务总理统之。
1906年10月，慈禧谕批；军机处不变的大前提下，改了一些名称，如刑部改法部，户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陆军部……增设邮传部等。
其余一仍其旧，等于由一人将全案推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按满八汉五的比例组成。
仔细读后，发现它们除了借用的政治道具改良、变法之名相同之外，其利益主诉与目标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本次立宪，取法日本，故为下之下。较之前人，如林则徐、郑观应之辈，差之远矣。
慈禧在西狩之后对闹事大臣亲贵的屠戮，助长了权力层的保守惯性，包括他们面对异己挑战时的保持一致。慈禧某些话似并非全不通情理，甚至把门面话说得高深阔远，冠冕堂皇，但一经落实、转折、推行，则立马翻脸不认人。
预备立宪同样大行拖字诀。今之人文学者有谓让清朝廷搞下去，不要革命去打扰的。他没有权力这样说，没有权力预支前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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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变是守势，不变是攻势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伸一次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套习。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
又说：“中国之弊，在于习气太浮，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之，皆赔钱之事，必先正中国人之心，乃可行西人之善法。”（《光绪政要》卷二十六，据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转引）
这是慈禧逃奔西安时，诏议变法的话语。
这些经翰林、秘书起草的文件，于中国社会畸形病变，认识不可谓不深，而一说到纠正之法，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先正中国人之心，乃慈禧之流梦寐以求，依其路径，则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
如果先正慈禧之流的心——先行西人之善法，慈禧退出弄权，则正国人之心，乃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一点，恰是中国的瓶颈，也是慈禧之流的命门。价值观头脚倒立，事情就愈出愈奇了。
当时的政情用一个字来高度概括，就是一个“变”字，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以静止的观点处理政局万难通行。变则通，不变则亡；树挪死，人挪则活。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心思变的关头，政治改革无法回避。
庚子之变承戊戌之逆动而来，从此中国万劫不复矣。戊戌变法被政变击败，导致政体不进反退，民间更形混乱，各种矛盾错综突出。
慈禧出于她的棍子的本性，严密封锁开明派，而对众多顽固派网开一面。使得前者在朝中逐渐边缘化。
经过戊戌变法惊心动魄的搅扰，慈禧对外国人恨得要命，她借义和团做排外运动，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在逃到西安之后，就叫各大臣各抒己见，要求变通政治，她也要搞自强运动了。
1901年就设置了独办政务处，派奕劻和大学士李鸿章、王文韶等人为督办政务大臣，这就是她最大的改革。
政务处的启动文件长达四五千字，主要就说向来军机处为正式统汇，现在另设一个政务处，由军机大臣来领衔，遣派王公大臣参与，事情很重要，要求内外一心，实事求是，据说转贫为富，转弱为强，都在此一举。
他们政务处的设置就是所谓救贫自强总的基础，里面还说“以西法论，有西政、西艺之不同。今学西法，欲学其事，先学其心。西人之民公，而中人多私；西人之文简，而中文太繁；西人之事实，而中事多虚；西人之方信，而中人多伪；本原大异，而徒取则于事为文貌之间，虽累万人不为功，累百年难求效”。
这段话说的相当滑稽，可谓本末倒置，要想攻击西方的政治体制，不料却说出了对方的优势所在，又不知不觉褪下画皮，露出马脚，殊不知西方人的优势正是因为他们的政体上轨道才得以实现的。
政务处的设置就算是这次变法最大的宣言了，但是朝廷部门权限不明，本以内阁为重，又有军机处，相当于另外一个内阁，后来又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一个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