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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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5年，他撰写《开明专制论》，倡言中国今日万不能实行共和之宪制，也不能实行君主之宪制，当以开明专制为宪制之预备。较之同盟会此时发行的《民报》，梁氏常与之为敌，思想又趋保守逆动。
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1910年春刊于《民报》。他在此数万言长文的结尾部分指出，立宪派的论点：应使宪法由国会产生，不应是国会由宪法而生。
这是不错的，它是宪政的正途。
问题是，前提是宪法若要由国会产生，就决不能使国会由朝廷的指定而组成。若是这样，那宪法也不可得。现实是什么呢？国会系由朝廷指派而成。
这一点，就连立宪派也绝望了。
所以，汪精卫在文章中呼叫立宪派赶紧醒悟，促他们勘破生死界限，假如他们真的念及人民的疾苦哀号，就应当奋然投袂而起。
作者指出，专制之世，上下都没有法可守。因此人民对于君主，只有以道德高下来判定，有道德就足以服人，无道德则被指为残贼。立宪的世道就不一样，君主和人民的权利义务，都有法条所限，人们看待君主，没有贤愚不肖的问题，仅有违法与否的分别。若要把危险的大权在握的君主控制在笼子里，使他不至于乱咬人，必须造成真正的宪政。若是国会由强权指定，那样的国会就只得名义，宪政呢？自然是晃晃悠悠，无根漂蓬，又必定泡汤了。
在同一年的梁启超的文章《国会期限问题》中，梁氏以为，清朝官吏视宪政为寇仇，所痴迷者，就是金钱，就是权位，没有别的。他们也大呼要立宪要宪政，不过前提是这种宪政必须保证他们对权位、金钱的攫取，否则什么宪政也不要。
梁启超论到，前些年，考察政治大臣曾有结论：立宪政治，上利君，下利民，而独独对中间的各级官僚不利。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迷醉的贪贿之政，肯定不可行了。所以梁氏认为他们才是宪政的大阻碍，即宪政的阻碍并不在居于最高位的皇帝。基于此点，他推求再三，恭维说，皇上对宪政的期待，比任何人都还要急迫。皇上定然对国会爱护有加，就像爱护子女一样。可是，预备立宪一会儿九年，一会儿七年，没个盼头，他也急啊。那怎么向国人和读者解释呢？梁先生说，可能是要求宪政者的哀告还不够，诚心还不足，那么他就要带头，不断地请求，不断地上书，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此公也真可谓移宪政之山的愚公了。
章太炎对康、梁辈是很烦躁不耐的，主要就是他们难以沟通、难以疏通、难以交通的心性把他搞冒火了。他决然说：“世有大雄无畏者，必不与竖子聚谈猥贱之事已。”（《四惑论》）
就梁先生的言行看来，游移跳动，忽三忽四，忽天忽地，念头飘荡，殊少定见。谭嗣同的血算是白流了。他曾撰写《日本预备立宪时代与人民》，为当时清廷下预备立宪令合作。后又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政论》，旋为清政府封禁。
到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连梁启超一块儿起用，授他为法部副大臣，这时他反而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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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大笔如椽
1903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振聋发聩，其文富于思辩、学理和论战性；而康、梁的文章都是血质充沛，感情外露，笔蘸浓墨，哀感顽艳。
章太炎投身论战后，他的文章征引繁博，论据坚实，康、梁逊之。无论掉书袋，还是述见解，章太炎均胜对手一筹。文人学士，转而佩之。“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岂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
“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简言之，在章太炎那里，旧的国粹方面比康、梁还旧还深，新的西方的政体思想比康、梁还新还锐。章太炎的《与吴君遂书》，提倡力行，兼革命与学术于一身，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
1904年，康、梁仍坚守立宪与改良的道路，但已失却从前的影响力。本年，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产生更大影响，康、梁之徒为之气沮。“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这个剖析，深入到康、梁的骨子里头去。当然，他们感铭于皇帝的知遇，这也没什么错，但他们搞他们自己的一套便也罢了，可是他们偏偏在自己给清廷打得抱头鼠窜之际，还对革命者的搭救毫不领情，并在海外毁坏后者的名声，口舌间所持有的一套还是清廷的语汇，其在海外的行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其手，莫名其妙，所以中山先生直接出马，他继续写道：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实明明出诸于梁启超之口，是何谓诬？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耶？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
中山先生此种判断，具有无可辩驳的强大逻辑力量，足以使对手陷于哑口无言的境地。
夹在革命、立宪之间的名士派，易走极端。同盟会的变节者刘师培也对立宪、革命大加掺和，他在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伪造一则《炳麟启事》，里面说“立宪革命，两难成就……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十多天后，章太炎在《民报》予以否认。启事虽起于章、刘龃龉矛盾，而神情口吻，逼肖神似。既揣摩到章的心理，同时也是刘师培的心态流露。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笔战，客观上让更多的人来认知清廷罪恶，谴责清廷暴行，让人民看清它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认清它是贪污*的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了267年），让人民早日脱离它，唾弃它，迎来一个共和、*的新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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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中的差异性
保皇派与革命者的原则分歧，在1906年的初夏冲突达至顶峰，同盟会以《民报》为据点，和保皇派展开论战。后者的机关报《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等文，以开明专制为论战依据，《民报》则刊登《〈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对其予以迎头痛击。
不但保皇派和革命者之间意识泾渭分明，就是革命者内部，也有激烈和稳健的分别。1905年夏，陈天华投海以后，留学生那边革命派分裂为两种意见：一派是宋教仁、胡瑛等人主张立即退学回国革命，一部分是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主张应该谨慎从事。于是宋教仁和胡瑛组成了一个学生联合会，在势力最盛的时候，声称要胡和汪以死来谢罪，其中女同志秋瑾非常激烈，范源濂因为怕她而躲在医院里面，谁知被她找到痛打一顿。有一天秋瑾和同盟会几个省的分部部长邀约胡汉民和汪精卫谈话，汪精卫有些疑惧，坚辞不去，胡汉民乃翩然独往，到会后他详细阐述了革命者应有之立场，最后令秋瑾表示折服，说到痛心处，甚至把在场的胡瑛说哭了。
至于改良派的海外运作，上书的内容应该是当时知识界所能接受的*常识。这个*常识之所以引起注意，不在其内容，而在其形式。什么形式？就是他诉诸的对象。他诉诸何种对象？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前，诉诸光绪帝，这个也无可非议；但在菜市口血案，以及搜捕流放、拘禁皇帝的局面之下，仍然傻子的条件反射一样上书，名义上还是针对皇上，实际直接和最后对象是慈禧，要她来参加他们的宪政游戏，那么意义为零。
改良派的运作成为与虎谋皮，成为一种天方夜谭，海市蜃楼。
因为在专权者的手里，不可能产生专制意志和民间诉求的和解与互动。
如果改良派的宪政运动是针对新一轮革命和*的发动，那么他成为时代先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倘若他不过是要和*意志勾连，玩一种他们认定的改良游戏，那么这个改良，就成为一种传统的政治骗局，并成为一种新禁锢之开始。
在与清廷积极合作的智识者中，杨度又和康、梁有别。他较之后者更注重一切机会。
杨度反对以革命手法对付清王朝。在他的长文《金铁主义》中，他以为法国数十年流血遍地，俄国亦然，只有英国最好，王政复古，国事安全。
但他也承认，譬如俄国，政府过于强暴，惨无人理，罪恶专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