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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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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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5）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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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立营房宽街小学读的，初中、高中都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度过。三个学校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集聚的崇文区。做手工业的父母希望儿子做学徒，帮助家里干活，但因为艾丰太喜欢念书，用不了太大的力气，学习上总能拿第一、第二，后来父母也就作罢了。
在学生时代，艾丰就爱搞社会活动，初中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高中当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课余时间，艾丰组织同学搞各种社会活动，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做报告，办剧团、开辩论会、写黑板报、远足……课余精力分配，社会活动占百分之八十，做功课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曾这样描写艾丰：
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的精力充沛，永远的“侃”兴勃勃。据他自己交代：年轻时演过话剧，与韩善续、赵汝彬、刘锦蓉等著名演员同过台，跳过水兵舞，至今扭起来还方寸不乱，大型联欢会上朗诵过马雅科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艾丰回想起上中学时的剧团，余兴未已：“当时的十一中学生剧团非常活跃，有职业演员定期辅导我们，剧团团员经过那个阶段的磨炼，表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后来不少人走上了专业演艺道路，成了知名的优秀演员。像北京人艺的吴桂岭、韩善续、刘锦蓉，青年艺术剧院的赵汝彬、韩影，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孙庆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俞立文，等等。他们高中毕业就去学戏剧专业了，我要是当演员，大概也能混个一级演员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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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露峥嵘
艾丰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应该算是报考大学新闻系，这决定了他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
中学时代，艾丰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文科理科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但是，当时对未来走向社会将要干什么职业却是懵懵懂懂，“新闻”究竟是什么在他脑中还是个空白。考什么大学？他越来越茫然了。
一位老师的一次谈话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高三第一学期，一位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年轻诗人、作家，名叫侯远帆的语文老师，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问艾丰：“考大学你报什么专业？依你的成绩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你现在就该定下将来学什么专业！”艾丰如实说：“是考理工科还是文科还没想清楚呢。”侯老师就说：“你就去考新闻系，将来当记者吧，记者可以全国各地跑，写好文章报上登，可以让很多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做长了还可以当作家……”
因为写的作文挺好，经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艾丰正颇有那么一种“登小山而飘飘然”的感觉，侯老师的这番鼓励更让他热血沸腾，当时艾丰就说：“那行，就考新闻系！”
从此，艾丰天天到图书馆看报纸，准备了一年，然后1957年夏天高考报志愿时直接就选了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说来也巧，1955年创办的人大新闻系一直只是招调干生，这一年是第一次招高中毕业生）。
但是让艾丰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人大新闻系是单独招生，7月1日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参加7月15日的全国统考，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北京地区只招4个人，报名的却达到了1200多人！艾丰一到海运仓的考场就有点“傻眼”，黑压压的，满眼全都是人，“哪就选上我了！”，艾丰觉得，看上去人家都比自己强，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没希望了！
后来艾丰回忆说：“不抱希望反而好了，反正没希望，考试不紧张了。心情比较轻松，答题都能正常甚至超水平发挥了。我和别人的差别就在作文上，因为一轻松我作文做好了，新闻系又特别重视作文，成绩就冒出来了。”
谈到这篇高考作文，艾丰一直津津乐道，并把它作为如何应对高考作文的可以普遍参考的经典。他说，作文分是老师给的，老师为什么会给你高分呢？你得研究一下老师是如何判卷子的。大热的天，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不许出来，一摞一摞卷子放在他们眼前。作文是统一命题的，所以大家写得都是大同小异，判卷子的人看得烦得很。你的作文一开头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让判卷子的老师一打开你的作文就眼前一亮，有新鲜感。开头有了好感，后面即使有一些毛病，老师也容易原谅。
当时高考的作文命题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艾丰设计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某某同学：你五个月以前从农村给我的来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谈谈我的学习生活，五个月都没有给你回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忙于准备高考，没有时间写信。现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恰巧题目也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就一式两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给你的回信……
这个开头，看起来很随意，但很洒脱，很新颖，甚至还暗合了新闻写作的一些要求。15年后，当时给艾丰判高考卷子的老师胡家菱当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遇见艾丰，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作文写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该吃新闻这碗饭的。”
1961年大学毕业后，艾丰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为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现在的“部”）。1966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