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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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却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 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 jazz和 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 Charleston。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六十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 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八十年代分流成 poppers跟 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 Madonna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九十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 rap，techno， 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 pop；美国 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 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让我解释给你听。 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一切都是小小的、个人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伟大”的任何特征。
你看电视里老是在讨论或总结逝去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有的“伟
大”都被“做过”了。看那些节目，你难免觉得，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因此我们退到小小的自我。
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你不了解我们， 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冲撞，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都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大部分的同学可是非常“勤奋向上”的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好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去哪里实习，有些甚至已经知道将来要读博士了。老师们也很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 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光盘，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 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评断”我。
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我喜欢这首歌：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收件人： MM寄件人： YU主 旨：想了解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譬如，他用什么语言和您说话？用什么文字和您写信？他在哪里长大？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个高三学生吗？太喜欢你们的对话了，带给我好多感动。
YU上海
收件人： YU寄件人： MM主 旨：中文很烂
安德烈在台北出生，八个月大牙没长好就迁到欧洲，在德国长大。他和父亲及朋友交谈用德语，和母亲及母亲的朋友们谈话用汉语，但是我们的通信以英文进行。现在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德国，我住香港。他是个“高四学生”，因为德国高中多一年。
MM
收件人： VV寄件人：安德烈主 旨：别夸张
嘿，我们也不必太夸张吧？年轻当然好玩，跟朋友旅行，整夜 party，甚至喝醉。可是，老兄，你别忘了，这世上任何事都紧跟着一个东西叫“后果”跟“责任”，不能不面对的。别以为那么简单。
但是我完全瞭你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要放开，就是得他妈的顿时解放。 Carpe diem； 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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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1）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这歌词，很触动 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薄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 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以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瞭”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 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 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 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我们在厨房里，我在弄午餐给他吃，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去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如果写的是‘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没话说了，
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2）
不是吗？”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啦，没戏唱了。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
“可能没道理，”我说，“你也可以去挑战不合理的校规。可是挑战任何成规都要花时间，所以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挑战权威？”
他想了一下，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我常常看见同学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可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唉呀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别跟我啰唆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 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你知道， 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
“那——你会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
这就是那天在厨房里和菲力普的对话。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那天，一面吃炸酱面，一面我是这么告诉十五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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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七十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