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清-第3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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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邓名从武昌顺流而下以来，对于淮盐的盐船一向是拦截、没收，绝晤通融余地。而邓名军中的军官已经讨论过盐业问题，每个军官都知道这关系成都的民生，与他们的家人、亲朋都有关联，而且还是邓名此番出兵的主要目的。因此明军上下不但不会误会邓名的决心，甚至还有和邓名完全一致的愿望，对淮盐的盘查非常严厉。
等明军抵达镇江后，运河和长江的交通更是完全掌握在明军手中。邓名并没有彻底切断运河交通，就像他之前也没有彻底切断长江航运一样，这是邓名用来威胁蒋国柱和林起龙的王牌——后两者都不知道长江、运河的航运再次彻底断绝后会有什么的后果，这种未知加重了他们的恐惧。要是邓名上来就切断航运，那后果难就难以预料了，可能效果很好，蒋国柱和林起龙选择屈膝，但也可能导致他们破罐破摔和邓名对抗到底，而且这种事势必得罪很多势力，始终抱着又打又拉这个念头的邓名不愿意把事情做绝。
但淮盐不同，明军毫不留情地予以禁绝。对于这样明显的歧视政策，淮商当然感到很惊讶，不过由于淮商从满清那里得到了不少特权，他们并不愿意明目张胆地向邓名行贿——他们也不愿意，淮商的利益和满清中央政府捆绑得很紧。
当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淮商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集团行动的，他们只是本能地对邓名感到反感。明军干扰了淮盐赖以销往江南、湖广的长江的航运，威胁给予盐商极大特权的满清政府，这当然都引起了盐商的敌意，每次盐商讨论起长江上的战火时，都迫切希望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能够早日肃清流寇邓名，恢复长江航运的正常秩序。
而明军随后的行动更引起盐商的仇视，邓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把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利益区分对待，但他对淮商却采用简单粗暴的禁绝态度。一些专门从事湖广生意的盐商，在生意变得艰难后曾经试图向邓名的手下行贿，这些私人行为也都遭到了拒绝；然后就是江西地区的盐业受到沉重打击，明军不但不允许淮盐上行去武昌，甚至还把住九江不许淮盐进入鄱阳湖。至此，那些向江西销售食盐的盐商也加入了诅咒邓名的队伍；再往后就是江苏西部；而现在则是一锅端，明军把住了运河出口，一条盐船也出不去，只能想法设法伪装成其他种类的货船进行夹带。
由于明军人手不足，而且邓名也想向周围的缙绅表现自己的和蔼，所以明军远远做不到对每一条货船都进行审查，盐商只要化整为零，还是可以把盐送入长江。就算偶尔有人在明军的抽查中被发现，数量也非常有限，负责运盐的船老大还可以装可怜，声称是个人行为，再痛哭流涕一番说老小等米下锅，明军检查士兵往往也会心软，不会穷追不舍而是让他们带着货物回返。
虽然明军的检查制度有很多漏洞，比满清的专业稽私队还远远不如，但只要邓名的禁令在，盐商就无法阻止船队运输，偷运数量有限而且还大大提高了成本。而且到这个时候，扬州的徽商终于确认，明军对盐商的敌意却是发自高层，而且普及全军。
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都指出明军对盐商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从上倒下都坚决不肯收取贿赂，就是邓名的全体会也有一些风声流出，传入扬州盐商的耳朵中——他们知道的甚至比张煌言还要早。
一开始大部分盐商都觉得此事难以置信，明军大举出动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为了保护明军领地上的商业。但随着明军一丝不苟地执行封锁，越来越多的盐商开始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不过直到今天，盐商以外的人依旧不信邓名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四川盐商，不但满清官场不信，地方上的缙绅不信，就是邓名的同盟也嗤之以鼻。张煌言与邓名相处过，进行过多次推心置腹的商谈，但听到这个风声后，张煌言只是冷笑了一声，根本不想再去听第二遍——现在在张煌言看来，邓名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江南的满清官员。
虽然明清官场、地方缙绅，甚至从事其他行业的商人都觉得这个说法荒唐无比，但盐商自己却不能掉以轻心。明军抵达镇江的当天就开始执行严厉的封锁政策，而向浙江销售食盐的徽商立刻就做出了反应。伪装进行夹带是早就想好的对策，当明军还在安庆外围打转时，盐商就已经开始考虑若是运河断绝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
在进行夹带运输的同时，扬州盐商举行了一次大规模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如何应对明军的威胁。如果明军只是短期停留，那对盐商的损害并不是不可挽回，有些大盐商就是修养个几个月也不至于无法恢复。但对很多小盐商来说，若又是一个季度到半年的航运断绝，那他们受到的损害就会达到致命的地步。
上次郑成功攻击长江的时候，盐商集团就向满清大量捐款，本想在击退郑成功后弥补损失，但却遇到邓名搅局，导致航运断绝的时间延长。今年才生意还没完全恢复，明军就再次大举入侵江南，而针对盐商的封锁比上次郑成功入侵时还要严厉得多——毕竟那次郑成功是以清军为目标，只是运输不便而已；而现在则遇上了以盐商为目标的川军。
向浙江偷运食盐的商人在大会上发言，称这种走私会继续官盐的价格，让私盐变得更加猖獗，官盐变得更没有竞争力。以前满清的检私是针对那些没有盐引的走私犯的，而现在明军则是对盐商，就算明军的检查制度再有缺陷，这也消去了盐商的最大优势，把他们和走私贩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而且盐商之前还一直努力在各地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以图全取食盐销售的利润，这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货源供应。明军的封锁会切断盐商的主要收入，让他们在各地建立的销售店铺每日赔钱，即使是生存无忧的大盐商，邓名的封锁也会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让他们的势力迅速倒退会十年前。
向浙江销售食盐的商人都感到了生存危机，那些拿着湖广、江西盐引的商人当然更痛苦，他们在会议上主张再次向清廷进行捐输，协助清廷击退明军，同时要让清廷意识到，他们正是这次明军进攻的目标。
第49节坦承
虽然盐商既有危机意识又有计划，但实行起来却有很大的难度，在向江南贩卖食盐的商人拿出提议后，那些握着北方各省盐引的商人就明确表示反对。去年的捐献已经让北方的盐商损失不小，而且郑成功的进攻和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上次肯出钱已经是同行之间的守望相助了，这次他们再也不愿意为了与自己无关的战争而捐献巨款。
其实上次郑功成兵败后，北方盐商已经有了一些怨言，危机过后不少人开始怀疑捐款的作用，人觉得就是少给一些清军也能取胜，更极端的认为就是不捐输江宁也能击败闽军，所以他们掏出的巨款完全可以省下。
“这些奸商。”对盐商的类似言论，漕运总督衙门有所耳闻，梁化凤的使者说到这里的时候，也不禁露出了鄙夷之色，前任漕运总督在战争中丧生，而盐商集团中居然还有人心痛钱财，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全副身家都是朝廷赐与的吗？
使者的回答让邓名心里微微一宽，刚才使者提起盐商集团的会议时，邓名也有点紧张，担心清廷会进行反击，保护他们的商团，或是照猫画虎地反击邓名的商团。比起财大气粗的徽商，四川盐商显然更经不起打击，而张长庚那边也很不可靠，如果来自清廷的压力很大，让他感到自己会受到牵连的话，那邓名估计郑张长庚多半会悔约退缩。
邓名在这个话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使者继续讨论下去，而后者也很大方地与邓名分享了他从漕运总督衙门那里得知的全部消息。如果邓名对扬州城防、周围清军兵力部署表现出一星半点的兴趣，使者就会立刻警惕起来，但现在他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邓名问的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利用一些商人的趣闻来拉近与邓名的关系是很值得的，使者觉得这样可更好地完成江南提督交给他的任务，而且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也完全没有隐瞒的必要。
据使者说，徽州盐商中那些拿南方盐引的商人也无完全同意这提议。
即使邓名下达了明确无误的禁令，川军上下对徽州盐商表现得极为强硬——这种态度极为罕见，川军对其他行业相当友善、温和——但部分徽商仍认为称“邓名出兵江南的理由是为了打击淮盐”是极为可笑的。所有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明廷与清廷在争夺天下，而对身世神秘的邓名来说，若是明廷取胜他很可能是最大的受益人。坐在紫禁城中的那位龙椅主人才是邓名的对手，就算明军势弱，那至少也得是督抚的高官才有资格成为邓名打击的目标。而商人是四名之末，王公大臣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更不用说人主级别的人物。如果淮商四处宣扬邓名把他们视为对手，那肯定会被有见识的人看成无耻之徒——见过自抬身价的，但从没有见过这种抬法。
除了淮商的不自信外，还有恐惧心理。盐商可能是这个时代、全中国最有钱的一批人，甚至皇室都难以与其相比。在邓名的前世，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受到徽州盐商的热情欢迎，而盐商表现出来的财力让乾隆都感到难以想像、震惊不已。不过再有钱的商人，依旧是毫无政治地位的商人，他们捐献给清廷的钱，只是单纯地想换取官府的一个微笑，若是有一天万一遇到什么事，淮商希望官府能念在他的这一片孝心上而给予特殊对待，他们无权过问钱被官府拿去做什么了，更不说影响官府政策，本质上这和狗在主人脚下呜咽、翻滚没有区别，不含有交易的成份而是单纯献媚逢迎。有一些商人就担心这种献媚太多了也未必好，捐输毕竟是一种漏财，而在这个时代的政治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见到没有政治地位的徽商如此有钱后，很容易生出杀人夺财的念头。
这种猜测其实也并非没有道理，传统上讲究财不外露，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人们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在邓名前世，乾隆发出盐商“财力伟哉”的感叹后，返回北京就罗织罪名，将大批招待过他的盐商以下狱、抄家。
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提议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还有几个人仍然不肯死心，去带着银子去求见漕运总督林起龙，收银子的时候林起龙笑眯眯的，还夸奖这几个人忠君爱国，一定要上奏朝廷为他们要个匾额。可其中有个不识趣的盐商，冒昧地问漕运总督有何计划，是否能短期内就把邓名赶回上游。
本来还是笑容满脸的林起龙一听这问题顿时是面如寒霜，甚至连喝斥都没有就拂袖而去，另外几个盐商急忙起身告罪，但也没能让林起龙回心转意，而是一起被轰出了衙门。在林起龙看来，这些盐商严格说起来都是朝廷养的猪，盐引相当于给猪吃的饲料，养得越肥越好；若是猪很识趣，知道在主人饿的时候割下一块肉来孝敬，那主人也会很高兴的；但这个盐商的问题却像是一头圈里的猪，在指责主人给的饲料不好吃，并对主人的饲养方法指手画脚。
林起龙的愤怒，就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