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世纪精选-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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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吧，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没有什么比那种认为鲁滨逊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的经济人的传统观点更可笑的了，他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习俗、禁忌和权力。他的社会不是依据在南太平洋那个亚热带孤岛上的种种需求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依据在信仰加尔文教义的苏格兰人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岸上建立的。鲁滨逊·克鲁索令人称奇的地方不是他如何使自己适应了环境，而是他几乎没有去使自己适应什么。如果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身处另一个时代，他肯定会衣冠楚楚地去赴晚餐。这个例子说明，成功的社会生活建立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实体和问题的社会的价值和理念之上。
理念和信仰的发展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个社会可以建立在这些理念和信仰之上。或者，社会完全建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像鲁滨逊·克鲁索的社会环境对于圣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够在真正的现实中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一定要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使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要建立社会法制和政治权力。
工业体系的实体实际上是源自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工业体系和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就相差甚远且格格不入。然而，在整个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成功地主宰、组织和容纳了不断成长的工业实体。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局势就已趋紧张。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工业实体以及杰斐逊政策和汉密尔顿的主张，还有市场和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冲突大体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的社会历史。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重商主义社会的解体，而工业体制也在脱离重商主义社会的控制。不过，直到1918年后，也许应该说是1929年以后，重商主义社会才真正瓦解，而今，它已不复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首先我们与社会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迷失在一堆令人困惑的复杂细节之中而见不到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且，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的全貌。最后，没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或一个点可以表明非生命向生命，或者非社会向社会的转化。不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活的躯体生命终止而成了一具尸体。我们也知道人体的心脏如果不再跳动，肺停止呼吸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有生命的躯体。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者一息尚存，那么仍是一具活着的躯体，否则，就只是一具死尸。与此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则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社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而且只有当权力合法时，才会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否则，就只是一个仅仅依靠奴隶制度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
序言（6）
人们自然要问这些标准之中哪个更重要，或者，这些社会生活的准则哪条要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和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古老，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政治理论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还有社会目的优先论和制度化组织优先论的问题上。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古人和圣贤的尊崇，然而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在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核心本质正是支撑它们的两个支柱，其中一个是概念性的，比如信仰、目标、愿望和价值；而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比如事实、制度和组织，这两个支柱缺一则不成其为政治。纯粹的理念可能成就健全的哲学或伦理学；纯粹的实务可能成就健全的人类学或新闻学，但是，它们无法独立成为健全的政治学或者根本就不是政治学。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等同于群体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象征着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也象征着群体与个体的结合；它从社会的意义表达了个体的目的，也从个体的角度表达了社会的目的。所以，从群体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个体的存在易于理解且合理，从个体的观点来看群体亦然。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存在。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点和理想对于个体的目的而言是合理的，这时，社会才有意义。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体现在目的的同一性上，在这种目的之下，个体除了社会生活别无个体自己的生活，个体除了社会目标别无自己的目标。这基本上是那些希腊大政治哲学家们，尤其是柏拉图所持的观点；而苏格拉底学派对于诡辩学派的抨击大体上是针对个性中的“个体主义”概念。苏格拉底学派的“城邦”（polis）的观点是绝对的集体主义，这意味着在群体和个体的目的之间、群体和个体的力量之间、群体生活和个体生活之间根本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是同样也可以设想除了从个体的目的和个体的生活来看，根本也没有群体目的和社会生活可言——这种观点是19世纪早期极端的个体主义观点。
对于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来说，社会是不合理的、无法琢磨的和不成型的。由于缺乏社会功能和身份使得个体从群体中脱离出来，这种“无根”的个体或被抛弃的个体看不到社会的存在，他所见到的仅仅是恶势力，这些力量在他看来仿佛可以理喻，仿佛又没有意义，仿佛可以看得到又仿佛完全摸不着，不过这些力量绝对无法去预测。这些力量决定他的生活和生计但是不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力量。他就像是一个被蒙住了双眼的人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玩着赌博游戏却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然而他赌的却是自己的幸福、生计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于社会和个体来说同样重要。
除非个体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无法理解和容纳他。一个反社会、没有根基、无法融入社会的个体不仅会显得缺乏理性，而且会被视为危险人物，他代表着一种分裂的、具有威胁性的、神秘的阴暗势力。所以那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浮士德，还有唐璜绝非偶然事件，他们都代表着那些失去或被剥夺了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其实，失去社会身份和功能，社会和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功能关系就是*少数民族的本质，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也就是说不被融入到社会中（就像美国的黑人），要不就是成为不完整社会的替罪羊（就像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
序言（7）
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译者注
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贵族，诱奸者，为许多诗歌、戏剧和歌剧的男主角。——译者注
Bentham（1748—1832），英国作家、改革者和哲学家。系统地分析法律和立法，建立功利主义学说。——译者注个体必须在社会中拥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并不是说他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确定”和“一成不变”混为一谈。这种错误的理解颇具悲剧性，因为由这种观点产生的社会个体论（social atomi*）完全剥夺了社会价值。当然，一个社会必须给个体以固定的身份和功能。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现的就是一种团体和个体之间确定的功能关系，而宗教则把个体和社会融为一体。印度的宗教教义宣扬永恒的再生直到获得完全的净化，这种教义使得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合理化。基于这种教义，即使是贱民也有一个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使得社会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具有意义，而且他们的生活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有意义且必需的。只有当宗教的教义不复存在时，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系才会失去其合理性。
Untouchable，不可接触者：印度的一个种姓，由许多阶层构成，他们被排除在印度的其他种姓之外，并被这几个种姓的人认为是在宗教上不洁的和对人有污损性的。——译者注
Brahmin：印度教四个阶级中的最高阶级，负责执掌宗教仪式和学习及教授《吠陀经》。——译者注ⅩⅦ另一方面，美国早期的社会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个体和那些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贱民或者婆罗门一样具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和功能，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像杰克逊（Jackson）、亨利·克莱（Henry Clay），或者林肯（Lincoln）那样如此成功地融合了处于个体和团体功能关系中的成员。重要的是个体的身份是确定的，其功能为人们所理解，其目的是合理的，而不在于个体的身份是否是固定的或者是灵活的或流动的。如果说每一个男孩都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总统，就如同给团体和个体之间的功能关系下一个定义说，个体诞生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避免重新诞生在前生所属于的社会等级里。
以上所述清晰地表明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关系具有的类型和形式取决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人的本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善良或邪恶，完美的、可臻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而人的成就可以在现世或者是来世实现，或者在东方宗教宣扬的不朽或者是魂飞魄散之际，在和平或战争环境下，在经济繁荣或大家庭的情势下实现。对于人的本质的信念决定了社会的目的，而对于人的成就的信念决定了实现所追寻社会目的的范围。
不同的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将导致一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与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然而，这些信念是正确的、是对或是错的、好的还是坏的、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对象。关键是任何一种基本信念都可以成为一个运转正常或者可以运转正常的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个体拥有身份和功能的社会；反之，无论何种社会，不论其基本信念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当社会给予了个体以社会身份和功能时才能奏效。
序言（8）
ⅩⅧ与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一样，合法权力也基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的确，合法权力可以被定义为在社会的基本精神中找到正当理由的统治权。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许多的权力——它们无关于这样的根本原则，也存在着各种机构，它们并非为了社会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