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的心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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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治世。相当一批人文学者正在为此殚精竭虑，摇唇鼓舌。不论愤怒还是忧虑，救世是共同的立场，所以我把两者归作一个类别。
另一类人是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没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样的人看来，末世论或乱世论似乎都有些危言耸听，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是一个俗世罢了。时代变迁，俗的表现形式相异，或官或商，无精神性则为一。所以，他们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立场可归结为自救。
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救世和自救（2）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唯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能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彻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唯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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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外人的臆想（1）
学界有各种圈。名人荟萃之圈，可谓名圈。认真说来，只有名圈才真正是圈，无名之圈是不算数的，既然没有人知道它们，它们就等于不存在。圈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通过制造话题和口号，把学术推向前台，使之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我曾经很偶然地落入某个圈，但那时就是圈内最自由散漫的一个人。自那个圈散伙以后，便一直彻底地自由散漫了下来，只是自己凭兴趣读书作文，未尝属于哪个圈，也未尝加入哪个热门话题的讨论。所以，对于这些年来学界的面貌和学术的变迁，我决非知情人，只能说些圈外人的臆想。
80年代末以来，社会场景的急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梦一朝破灭，无论是为运筹庙堂的“王者师”，还是做叱咤风云的思想领袖，似都已成为枕上黄粱。商业化大潮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抛向所谓边缘地位，几乎剥夺了他们重现昔日光荣的任何希望。如此强烈的落差，心理上的不平衡就在所难免了，于是“人文精神失落”之悲声大放。尽管理性的分析发现“失落”由来已久，但感到切肤之痛却是在此时。然而，精神不是身外之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哪有失落之理？真正失落的是昨日那种风光的身份，那种扮演社会中坚的角色感，一句话，虚名罢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内涵，论说不一，共通的似都包含两点，一是终极关怀，二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特殊使命感。据我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富有后者，而匮于前者。这场讨论本身即是那种受挫了的特殊使命感的一声叹息，一顿牢骚，一曲挽歌。终极关怀说到底是个人灵魂中的事情，不应当受社会场景和角色的变化所左右。因这种变化而嗒然若丧，正表明所关怀的不是终极之物，而是某种切近的、实际的东西。
我并不否认一个有终极关怀的人同时也可以或者应该关心社会的进程，但他关心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以社会核心人物自命的精英们。毋宁说，某种边缘地位乃是他的自觉选择，与社会潮流保持相当距离是终极关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毫无疑问，他所关怀的那些终极性的精神价值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真正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走向。但是，不能像有的论者那样由此得出结论，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担当起救世的责任。终极关怀的意义取决于所关怀的那些价值本身，而不是它们在社会上实现的程度。事实上它们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实现，否则就不成其为终极价值了。然而，一个人若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守护着它们，批评社会上背离它们的倾向，他就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种高度，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清醒的声音。如果一定要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我认为苏格拉底就是最好的榜样。
苏格拉底是为他的哲学信念献身的，直到临终前的申辩，他捍卫信念和批评俗众的调子都是那样开朗、从容甚至轻松。令我不解的是，某些捍卫人文精神的人的调子何以如此愤激乃至惶恐，我只能把它解释为不自信，也就是缺乏真正的信念。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时才会用这样的调子来捍卫信念，通过指责别人丧失了信念来证明自己仍在坚持信念。我们从而可以理解，为什么所谓文人操守问题必定会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重点。一个对世俗所求不多的人是不会这样愤世嫉俗的。作为反拨，我倒比较能理解争论中对立的那一方了，他们身为文人而蔑视一切文人（不知是否包括他们自己？），在讴歌市场的同时也为精神的平庸化大唱赞歌，也许正是出于对假崇高的反感。不过，我本人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阿世媚俗。对于世俗，以平常心看待就可以了，犯不着去讨好它。
圈外人的臆想（2）
在精英梦破灭之后，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是回到书斋，研究学术。当然也可以走别的路，例如经商，不过那样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另当别论。按照社会分工，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因而由思想启蒙转向学术研究可说是一种正常化。思想启蒙是很热闹的，其效果可以从热闹的程度来判断。但是，我们如何判断本身很冷清的学术研究的成绩呢？必须寻找这方面的权威。国内的学术传统久已废弛，好在国外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着，权威只能到国外去找。于是，在这个所谓学术复兴的90年代，我们几乎所有热门的学术话题，诸如“国学”、“新儒家”、“后现代”等等，所有时髦的学术名词，诸如“道统”、“第三期儒学”、“话语”、“后结构”、“后殖*作”等等，都是从海外华人或洋人那里批发来的，就丝毫也不奇怪了。我们的学者如此急切地希望得到海外权威的肯定和赏识，用他们的话说，便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否则如何能证明我们从事的是真正的学术，而不又是某种浅薄的启蒙勾当呢？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很可理解的殷切心情，便有了一场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我只读了很少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印象中论者们对于“规范化”的含义都不甚明确，常常陷入很不规范化的泛泛议论。最明确的似乎是关于学术论著写作的格式，无非是强调论著必须有引文，引文必须有出处，注明出处必须按照固定的次序写清楚著者、书名、出版单位和年月、页码，书后必须附有参考书目之类。我很惊奇这种属于编辑业务的简单常识竟会被如此隆重地谈论，虽则我也很可想象这样谈论有可能给己给人都造成一种严肃治学的良好感觉。同时我又不免担心，用这种很表面的标准去衡量，不但哲学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而且这些论者也很崇敬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皆难逃被革出学术之教门的下场。
弄学术当然不能单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