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挽歌-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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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没见到，现在均可旁证】。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
四
我带着两个人【两人均在世，可作证】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这些事情办案人员皆有清晰记忆和口供旁证】。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虚构并欺骗我，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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