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挽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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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深夜必以酒引睡的酒鬼，这个“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做过警察、囚徒、书商，一直在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寂寞地生活，能以《汉书》、《离骚》下酒的风流才子；终于破门，邀请天地、日月和历史作伴，为我们谱写了一系列的挽歌。这些带着酒劲的挽歌回肠荡气，既浇灌了野夫个人的块垒，又回馈、揭露、也荣耀了汉语世界。这些挽歌是在文明转型退潮之际的一次庄严洄溯，是乡愿和犬儒社会里的一次人格演出，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透露出若干重大消息。如同华夏文明需要荆楚蛮地的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一样，当代汉语世界在野夫那里找到了最恰当的情感形式：野夫先生为我们确立了心灵、肝胆和魂魄。这也是我要来谈论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当代散文里最重要的收获至今仍只为少数人所认知。
一．
野夫的散文揭示了死亡。
在野夫的文章里有大量的死亡。朋友李如波，一个才华横溢、学究天人的民间思想家，因为过早看透了时代社会的把戏，而选择隐匿的生活方式。中国之大，何处有香丘？李如波从官场退到中学，从深情到禁欲，在“清苦和落寞的光阴里”熬干了自己，在45岁的盛年从容赴死。大伯张志超，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明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当1989年他再次看见他父子追求拼命所建立的政权，又再次上演骇人听闻的悲剧之后，他彻底死心了……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父亲的死亡，“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祖父的死亡，他“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伯父们的死亡，“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着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伯母们的死亡，“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
地主之子费文学们的死亡，“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李盖武的死亡，“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牛冠荫的父亲牛友兰的死亡，“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地主之殇，“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中共党员的死亡，“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许多年之后，大伯才知道，就是这个白皮红心的保长，竟然在50年被土改工作队给镇压了。”
除了这种中共制造的死亡外，野夫也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的死亡，“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着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
跟张志新一样以反革命罪被枪决的杨文生，“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还有幺叔的死亡，瞎子哥、仇老汉的孤独晚年，漱玉的消逝……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
二．
这些死亡或弥漫着死亡气氛的场景、原因大体相同，它们都是文明变异的结果。无论主动赴死还是被人杀害，无论孤老自我生灭还是红颜薄命，都是因为文明中国发展到20世纪，无论如何革命、改良、发展、进步，这个文明或这个国家都敌视、轻视个人，漠视个人的权利和福祉。即使苦难，也绝非个人的努力或性格命运使然，而是缘自国家、社会对个人的压迫。野夫回忆母亲投江前，“她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野夫写外婆：“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些组织、政权对生命的随意处置，予取予求。
野夫也对死因做过天问般的揭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一件庄严的事业。“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对一面画着凶器的旗帜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投奔延安，要不惜斧钺加身地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野夫更做了揭露真相的工作：“当我现在拿着他们这些通信含泪阅读时，我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可怜的‘组织’下的男女，被莫名陷害的情缘和一生，我更加惊觫的是，我看见了一个如此卑鄙阴险的党领导的黑暗内心。这个组织从40年代开始，就这样慢慢剪除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留下这样一些人来把持朝纲，建立自己的残酷庙堂，继续进行着对所有善良人们的加害。”
在国家政权的大舞台上，杀人的中国就像退化到洪荒丛林世界里的一场游戏：“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在组织、意识形态、路线斗争的笼罩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着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招魂的野夫甚至如鲁迅所说“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但野夫同样在追问存在的真相：“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这不是我的中国，不对不对那悲愤的声音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三．
在汉语的散文史上，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除了鲁迅外，很少有人这样集中地、执着地叙说死亡。
20世纪的汉语主题一度是救亡图存，革命解放，阶级斗争，改革开放，那些主题几乎都是宏大叙事，意识形态霸权。即使救亡，也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而服从服务于一种异己的文明单位：阶级、种族、国家、发展、稳定，等等。死亡，在现当代中国，不再是生命的自然归宿，不再是成熟事物的必然经历；而成为变态、丑陋的生命遭遇。早夭、横死、同类相残、物化。无论是秋高马肥，还是穷极无聊，都可以都在以“你死我活”的游戏中消遣。乡村集中营、土改杀人游戏、党派斗争、路线斗争、改革斗争，军战、商战、文化战、经济战、网络战，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人对生命的夭折毫无顾惜，人们说，死是为了更好地生。因此，在几千万人战死、几千万人饿死、几百万人被斗死之时，人们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天新地，一个繁荣、强大、崛起的时代。
死亡因此在中国演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由革命党人发明的追悼会，大大小小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着，故作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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