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叉电子书 > 历史电子书 > 三国史 >

第35章

三国史-第35章

小说: 三国史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史时上言说: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今使考绩之实,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可见邓艾不仅自身注意积粟,而且还主张把能否积粟作为考核官吏的准则。

在讲述邓艾兴农积粟的事迹时,也不要忘记司马懿对邓艾的支持,在《晋书》卷1《宣帝纪》的记载上,往往把邓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说成是司马懿的功劳。司马懿是在淮南北搞军屯的决策者,邓艾是执行者。《晋书》还有类似的记载,如《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安平献王孚,……宣王次弟也……出为河内典农……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可是《晋书》卷1《宣帝纪》及《晋书》卷26《食货志》均言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或农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农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谁主办的呢?看来是度支尚书司马孚先提出建议,经太尉司马懿同意并表请明帝批准后交司马孚执行的。由于司马孚先提出具体意见,所以《司马孚传》讲得很具体而详尽;由于司马懿支持了司马孚的意见,所以史臣也归功于司马懿。古史中类似这样的记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与陇右两大军屯基地以外,其他沿边地带的军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间,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带“广农垦植,仓谷盈积”;征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也“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令军士千人,“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谒者樊晨又对刘靖创建的工程加以扩修,”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

曹魏军屯生产者主要是现役正规军,他们在督将率领下,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与家口分离,采取什二分体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亲,十分之八的士兵从事农耕和战守。所收粮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统的官吏保管分配。军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从所收粮谷中拨给。士兵回家期间的稟赐常被停发。由于士兵皆为强壮劳动力,且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故淮南北四万人每年劳动所得除掉开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万斛,成为日后晋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黄巾起义民众之人力物力始得创建。许,原为豫州颍川郡一县,位居中原,地势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吴经常交兵的淮南地区,故不仅曹操在许大兴屯田,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许为许昌,次年征吴,仍在许昌“大兴屯田”。邺,自建安九年(204年)为操攻占,操即以之为建立国本之地。曹丕时曾拟将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因朝臣反对,结果只徙了一半。曹叡时,“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足证冀州从事屯田的劳动者甚多。洛阳,居东西交通要道,地理条件更优于邺,故虽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仍能恢复其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广泛布在洛阳四周。故当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时,曹爽在伊水南尚能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司马懿暗中策划诛灭曹爽时,曾布置其二子司马昭、司马望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史言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民间”,至发动政变,“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以情实度之,其来自屯田兵丁之可能性甚大,盖屯田民除耕种外,亦为准军事力量。

邻近魏与吴、蜀交界地区,亦为魏屯田重点。操先令刘馥“镇合肥,广屯田”;又以仓慈为绥集都尉,“开募屯田于淮南”。而邓艾倡办之淮南北屯田,规模最大,成效斐然,前已叙及。在荆州方面,新野、襄阳、汉川为屯田据点;邻近蜀汉,濒临渭水之上邽、陈仓、槐里、长安均有兵民屯田。

曹魏选择屯田地点,除首先考虑军事需要外,还选择了交通要道与土地肥沃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为魏公后,因修建邺宫室,使冀州西部都尉从事梁习于上党取木材,“习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领客六百夫,于道次耕种菽粟,以给人牛之费”。建安十一年(206年)前后,操令国渊典屯田事,渊“相土处民”,即选择肥沃之地以安置屯民。又如当卢毓任谯郡太守时,曹丕“欲徙民于谯,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峣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

曹魏屯田,多选择有水利或易修渠堨之地。如邓艾在从陈、项至寿春一带巡视后,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因之著《济河论》一文,以阐述其主张,他终于创办了大规模的颍淮屯田,即此主张的成功体现。

曹魏屯田的作用,约有以下五点:

(1)提供了进行安全农垦的环境。汉魏之际,战乱、抢掠、流徙、饥饿、瘟疫、死丧诸险恶现象,恒见迭出,连到处抢劫的州郡士兵都经常填不饱肚子,有时不能不以蒲、蠃和桑椹充饥,甚至落得瓦解流离,无敌自破。高高在上的汉天子亦被迫流奔在外,皇后衣裳不完。群臣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寻食,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军士所杀。豪族世家亦多羁旅一方。广大贫苦农民中更不断出现“人相啖食、白骨委积”的情况。在以上种种情况下,纵然有土地、耕牛、农具,也不敢耕种,种了也难得收到手。诚如当时袁涣所说:“民之欲安,甚于倒悬”。所以曹魏的屯田纵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剥削也很重,但毕竟给屯田民提供了安定生产的环境,使之度过最艰难困苦的日子。

(2)使许多不生产者转变为生产者。民屯上的生产者多来自流民、降卒,他们原来不能从事生产,现在把他们安置在国有土地上进行耕垦,使荒田废土重新长出庄稼,无疑是屯田的首要作用之一。

(3)造就了不少有作为的典农官与军政人才。曹魏对屯田积谷既颇注意,所任用的典农官多经过精心挑选,《御览》卷241引《魏略》言曹丕“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司马芝言“武皇帝特开典农之官,专以农桑为业”。由于典农官是专门负责屯田积谷的,其产谷积粮多少好坏,直接关系他们的政治前途,故他们比地方行政官更关心农垦大事,担任过典农官的如枣祗、任峻、国渊、梁习、刘馥、仓慈、裴潜、卢毓、王昶、赵俨、司马孚、邓艾、石苞、侯史光、胡质等,对屯田都有较大建树,自裴潜向曹丕“奏通贡举,比之郡国”后,“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典农部民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卓越人才,如邓艾、石苞就是其中佼佼者。

(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晋书》卷47《傅玄传》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魏初屯田照顾到耕作者的实际能力,并非一味强迫广耕多种。为了提高产量,魏政府也注意兴修水利。由于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建安初,曹操采纳卫觊建议,设置盐官经营售盐,以其值市买犁牛,供给回到关中的农民耕作。魏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及监冶谒者,以经营铁的生产和铸造农具。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屯田生产,同时也免使无业农民被割据势力引为部曲。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尽人皆知,战胜攻取,离不开粮草供应。三国时战乱频仍,农事荒废,军粮接济更成问题。比如魏吴经常交战的淮南地带,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故邓艾言:“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为此,邓艾倡办淮南北屯田,终收灭吴之利。所以说屯田的成功,是魏能战胜其敌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嘉平四年(252年),傅嘏论进军大佃之利曰:“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隙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曹魏屯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运送军粮的沉重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今试谈其由盛而衰的经过:

自黄巾等农民起义摧垮了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以后,随之出现了群雄争逐的局面。那时,人民固然最遭殃,但豪族地主亦不能照旧过安逸的寄生生活,他们“捐弃居产,流亡藏窜”,有的还“飘泊风波,绝粮茹草”,甚至弃尸路途。战争固极残酷,却也沙汰了政治上的残渣余孽。正因如此,当曹操成为中原霸主之初,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远远胜于衰汉之世,史谓:“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农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司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至关紧要。操时是民屯兴旺时期,是时典农官专以农桑为务,生产情况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