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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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书包里总装着一本我写的《白洋淀纪事》。他几次对我说：“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或是把意见和我当面谈谈。他每次这样说，我也总是点头笑笑。他终于也没有写，也没有谈。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也不好谈的。
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又恐伤私情。
他确实很关心我，很细致。在颐和园时，我偶然提起北京什么东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买回来送给我。有时天晚了，我送客人，他总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园的大门以外。在夜晚，公园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旷，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后十几年，就没有和金镜见过面。
最后听说：金镜的干校在湖北。在炎热的夏天，他划着小船在湖里放鸭子，他血压很高，一天晚上，劳动归来，脑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着“反党”的罪名，因为他曾经指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的林彪形象，说了一句：
“像个小丑！”金镜死后不久，林彪的问题就暴露了。
我没有到过湖北，没有见过那里的湖光山色，只读过范仲淹描写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镜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现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写的，合乎那里天人的实际吗？他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思想，能对在湖滨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吗？金镜曾信服地接受过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劝戒吗？
在历史上，不断有明哲的语言出现，成为一些人立身的准则，行动的指针。但又不断有严酷的现实，恰恰与此相反，使这些语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头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觉醒，历史仍在前进，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断发光，指引先驱者的征途。我断定，金镜童年，就在纯洁的心灵中点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断遇到横加的风雨，也不会微弱，更不会熄灭的。
二忆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在深县下乡工作。环境熟悉了，同志们也互相了解了，正在起劲，有一天，冀中区党委打来电话，要我回河间，准备进天津。我不想走，但还是骑上车子去了。
我们在胜芳集中，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社也来了一批人，这两家报纸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出刊。小川属于《群众日报》，但在胜芳，我好像没有见到他。早在延安，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交游很少，也没得认识。
进城后，在伪《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小川是编辑部的副主任，我是副刊科的副科长。我并不是《冀中导报》的人，在冀中时，却常常在报社住宿吃饭，现在成了它的正式人员，并且得到了一个官衔。
编辑部以下有若干科，小川分工领导副刊科，是我的直接上司。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对小川很是尊重，并在很长时间里，我认为小川不是专门写诗，或者已经改行，是能做行政工作，并且非常老练的一名干部。
在一块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这个班子就原封转到湖南去了。小川在《天津日报》期间，没有在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我想他不是没有诗，而是谦虚谨慎，觉得在自己领导下的刊物上发表东西，不如把版面让给别人。他给报社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把他当诗人看待，甚至不知道他能写诗。
后来，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在此期间，我病了几年，联系不多。当我从外地养病回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小川和贺敬之同志把我带到前门外一家菜馆，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两个菜，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适口的美味珍品。这不只是我短于交际，少见世面，也因为小川和敬之对久病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才留下了如此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很少去北京，如果去了，总是要和小川见面的，当然和他的职位能给予我种种方便有关。
我时常想，小川是有作为的，有能力的。一个诗人，担任这样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来得，我认为是很难的。小川却做得很好，很有人望。
我平素疏忽，小川的年龄，是从他逝世后的消息上，才弄清楚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过。
他的诗，写得平易通俗，深入浅出，毫不勉强，力求自然，也是一代诗风所罕见的。
很多年没有见到小川，大家都自顾不暇。后来，我听说小川发表了文章，不久又听说受了“四人帮”的批评。我当时还怪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发表文章。
前年，有人说在辉县见到了他，情形还不错，我很高兴。
我觉得经过这么几年，他能够到外地去做调查，身体和精神一定是很不错的了。能够这样，真是幸事。
去年，粉碎了“四人帮”，大家正在高兴，忽然传来小川不幸的消息。说他在安阳招待所听到好消息，过于兴奋，喝了酒，又抽烟，当夜就出了事。起初，我完全不相信，以为是传闻之误，不久就接到了他的家属的电报，要我去参加为他举行的追悼会。
我没有能够去参加追悼会。自从一个清晨，听到陈毅同志逝世的广播，怎么也控制不住热泪以后，一听到广播哀乐，就悲不自胜。小川是可以原谅我这体质和神经方面的脆弱性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写一点什么纪念他，就很对不起我们的友情。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写作的想法了，现在拿起笔来，是写这样的文字。
我对小川了解不深，对他的工作劳绩，知道得很少，对他的作品，也还没有认真去研究，深怕伤害了他的形象。
一九五一年吧，小川曾同李冰、俞林同志，从北京来看我，在我住的院里，拍了几张照片。这一段胶卷，长期放在一个盒子里。前些年，那么乱，却没人过问，也没有丢失。去年，我托人洗了出来，除了我因为不健康照得不好以外，他们三个人照得都很好，尤其是小川那股英爽秀发之气，现在还跃然纸上。
啊，小川，
你的诗从不会言不由衷，
而是发自你肺腑的心声。
你的肺腑，
像高挂在树上的公社的钟，
它每次响动，
都为的是把社员从梦中唤醒，
催促他们拿起铁铲锄头，
去到田地里上工。
你的诗篇，长的或短的，
像大大小小的星斗，
展布在永恒的夜空，
人们看上去，它们都有一定的光亮，
一定的方位，
就是儿童，
也能指点呼唤它们的可爱的名称。
它们绝不是那转瞬即逝的流星——
乡下人叫作贼星，
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天空划过，
人们从不知道它的来路，
也不关心它的去踪。
你从不会口出狂言，欺世盗名，
你的诗都用自己的铁锤，
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而成。
雨水从天上落下，
种子用两手深埋在土壤中。
你的诗是高粱玉米，
它比那伪造的琥珀珊瑚贵重。
你的诗是风，
不是转蓬。
泉水呜咽，小河潺潺，大江汹涌！
1977年1月3日改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回忆何其芳同志
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何其芳同志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他经常在北方的著名文艺刊物上发表文章，在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他的散文集《画梦录》，还列入当时《大公报》表扬的作品之中。但是，我对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印象，已经很淡漠，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派海派之分，我当时认为他的作品属于京派，即讲求文字，但没有什么革命性，我那时正在青年，向往的是那些热辣辣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间，我在冀中军区举办的抗战学院担任文艺教官——那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学院，所以这样称呼。我参加抗日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这个学院设在深县旧州，离我家乡不远，有时就骑上车子回家看看，那时附近很多县城还在我们手中，走路也很安全。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形势就紧张起来，敌人开始向冀中进攻，有些县城，已被占领。那时冀中的子弟兵，刚刚建立不久，在武器上，作战经验上，甚至队伍成分上，一时还不能适应这种紧急的局面，学院已经准备打游击。我回家取些衣物，天黑到家不久，听说军队要在我家的房子招待客人，我才知道村里驻有队伍。
第二天上午，有一群抗战学院的男女同学，到我家里来看望，我才知道，所谓军队的客人就是他们，他们是来慰问一百二十师的。
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百二十师，是我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是老八路、老红军，而更使我惊喜不已的是我们村里驻的就是师部，贺龙同志就住在西头。我听了后，高兴得跳起来，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说：“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我跟他们出来，参谋长就住在我三祖父家的南屋里。那是两间很破旧的土坯房，光线也很暗，往常过年，我们是在这里供奉家谱的。参谋长就是周士第同志，他穿一身灰色棉军装，英俊从容。地图就挂在我们过去悬挂家谱那面墙壁上，周士第同志指着地图简要地说明了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然后，我的学生，向他介绍了我。参谋长高兴地说：
“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在院子里，我见到了当时随一百二十师出征的何其芳同志和沙汀同志。
他两位都是我景仰已久的作家，沙汀同志的《法律外航线》，是我当时喜爱的作品之一。
他们也都穿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因为素不相识，他们过去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我记得当时谈话很少。给我的印象，两位同志都很拘谨，也显得很劳累，需要养精蓄锐，准备继续行军，参谋长请他们回去休息，我们就告辞出来了。
周士第同志是那样热情，他送我们出来，我看到，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在短短的时间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
我回到学院，学院已经开始疏散，打游击。我负责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几次，敌人已经占了深县县城，我们就编入冀中区直属队里。我又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因为夜间骑车不便，就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徒步行军。
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游击战争的生活。首先是学习走路的本领，锻炼这两条腿——革命的重要本钱。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于是十里，五十里，一百里，最多可以走一百四十里。有时走在平坦的路上，有时走在结有薄冰的河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