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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孙犁散文集-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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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室里间,放着很多车子,有一张破桌,我们对面坐下来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几个月以后,我在郊区干校,就遇到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的材料,因为我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把我的手抓破了,不得不到医务室进行包扎。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

“那么,你回去吧。”

当天下午,在楼房走道上,又遇到她一次,她大概是到专案组去,谁也没有说话。

在天津,我和她就这样见了一面,不能尽地主之谊。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一件大憾事。她同别人一起来,能这样宽恕地对待我,是使我难忘的,她大概还记得我的不健康吧。

在我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每天那种非人的待遇,我常常想用死来逃避它。一天,我又接待一位外调的,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她只有十七八岁,不只面貌秀丽,而且声音动听。

在一间小屋子里,就只我们两人,她对我很是和气。她调查的是方。我和她谈了很久,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回答虽然使我失望,但我想,像这位女演员,她以后在艺术上,一定能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物。

我也很怀念她。

或有人问:方彼数年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使夫妇生离,亲子死别者,以千万计。其所遭荼毒,与德高望重成正比例。你不从大处落笔,却喋喋于男女邂逅,朋友私情之间,所见不太渺小了吗?是的,林彪、“四人帮”伤天害理,事实今天自然已经大明。但在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昼夜苦思冥想: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合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吗?这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吗?惶惑迷惘不得其解。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恶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

1978年除夕——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书的梦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

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

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圆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画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书,所费也不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后来的《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二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还看见过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我出门,就如此恭维。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候,我随礼去过。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那位贺办事员,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话是不断的,他装出领袖群伦的模样,对谁也不冷淡。他见我好看小说,就说他认识张恨水的内弟。

很久我没有事干,也没人分配给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对我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他说,这是因为朝中无人的缘故。我那时不知此中的利害,还是把书本摆在那里看。

我们这个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须请这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基,绘制蓝图,看有没有侵占房基线。然后在窗口那里领照。

我们科的一位股长,是一个胖子,穿着蓝绸长衫,和下僚谈话的时候,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当然不会和我说话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请假条寄给他。我虽然看过《酬世大观》,在中学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高中时的国文老师,还常常把他替要人们拟的公文,发给我们当作教材。但我终于在应用时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听姓石的说,股长曾拿到我们屋里,朗诵取笑。股长有一个干儿,并不在我们屋里上班,却常常到我们屋里瞎串。这是一个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长衫下面,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就满脸陪笑地走了。

当时我血气方刚,正是一语不合拔剑而起的时候,更何况初入社会,就到了这样一处地方,满腹怨气,无处发作,就对他来了。

我是由志成中学的体育教师介绍到那里工作的。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门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务局的局长。所以说,我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不到一年,这位局长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职以后,同事们照例是在东来顺吃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职的,还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脸上有些麻子,忘记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为人和他的破旧自行车上的装备,给人一种商人小贩的印象,失业对他是沉重的打击。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对我说:

“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我没有回答。我想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他当然是不能领会的。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们告别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著,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挟着这本书,出西直门,路经海淀,到离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龙潭,去看望在那里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中学同学。这人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纪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到他那里,正是深秋时节,黄叶飘落,潭水清冷,我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这一带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阳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又到中国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后来,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书旧书,不过一柳条箱,就回到农村,去教小学了。

我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日战争之时,已在别一篇文章中略记,一损失于土地改革之时。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顾。关于书,是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政治,这是不好分的。贫农团以为书是钱买来的,这当然也是属于财产,他们就先后拿去了。其实也不看。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已普遍从八路军那里学会裁纸卷烟。在乡下,纸张较之布片还难得,他们是拿去卷烟了。

这时,我在饶阳县一个小区参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区党委所在之地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贫农团,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全部上缴小区,由专人负责清查保存。大概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吧,我们的小区区长,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

书籍也并不太多,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旧破书,可以用来卷烟的已经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于“客里空”问题,正在《冀中导报》受到公开批判,谨小慎微,对这些书籍,丝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缴县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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