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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

孙犁散文集-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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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给我登了像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这则消息,使我几乎得福,旋而得祸。

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就想叫我去担任“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显达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都说:“他干不了。”

因此就没有做了官,一直潦倒至于今日。至于那祸,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第二年土地改革,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叫我主编了《平原杂志》,确实是“主编”,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兼坐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

不久,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这并非讹传,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送走她以后,我想:从在山里时,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成了习惯。添一个人,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方便。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

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编刊物、写稿子的时间,也不过是半月。

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我同她站在大道上,寒暄几句,又各奔东西。

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进城以后,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

在老区,也没有“女作家”这个称号,就是荷枪的女战士,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在大都会,则是另一回事。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

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柳溪幼时,恐怕她的家庭,已经没落了。然而,正像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没落是奋起之基,柳溪幼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是很刻苦的。我相信遗传学,她的文字,她的为人,据我看来,都有她远祖的遗风。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划深到,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在她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时,我已经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

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现在重登文坛,才力不衰,新作甚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在衰老之年,忆些青春旧事,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

1980年11月5日下午3时——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曼晴诗选序

在五十年代之初,即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进入城市之时,我曾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介绍曼晴同志的诗。我说他的诗热情、朴素、自然。这篇文章以后一直存在于我那本《文学短论》之中,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我也没有作过修改。就是说,对于他的诗,我今天的看法,仍然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不见曼晴,已有二十年。新近收到在《河北日报》工作的赵成章同志的信,他说:“已经替你问候过曼晴同志了,他满头白发,忙着编《滹沱河畔》,叫人有望而生怜之感!”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曼晴就是这么一种干劲,一种精神,在三十年代之初,他已经是中国新诗歌运动的积极分子。

抗日期间,他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诗建设》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他对于诗,简直可以说生死与共的,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我可以放肆地说,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不能不写诗,不关心诗!前些日子,我见到他寄来的两本诗专号(《邢台文艺》和《滹沱河畔》),我翻着想着:不是曼晴,不会编出这样的刊物。

当然,他所主持的《滹沱河畔》,并不是什么显赫的文学期刊,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艺刊物,而且从今年起才得公开发行。他担任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联负责人。他的名字,也很少在高级的诗歌刊物上见到。他写得并不少,《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倒经常发表他的诗,这个周刊也只是一个地方刊物。

因此,有很多读者,对于这样一位老诗人,一位曾经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出过大汗大力的人,一位孜孜不倦,壮心不已的文艺战士,恐怕有些陌生了吧。我们的诗坛,有时也是喜欢看花红热闹的,有时也是看广告招牌的。但是,我敢断言,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会忘记他,中国新诗歌的历史,不会忘记他的。

几年来,我常常想:曼晴为什么还不出一本诗选?难道他写的比别人少吗?写的不如别人好吗?有人告诉我说,诗的行市不太好。文学艺术一旦和生财之道联系起来,我真的也觉得没有办法好想了。而曼晴也真的写不出那种“突破”式的或“探索”式的,能使评论家刮日相待的冒尖作品。

今天收到了曼晴的信,说他的诗选可以出版了。这就好了,我为他高兴。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没等他把稿子寄来,就下笔了。

曼晴和我,可以说是老战友了吧。我是一直这样想,并且这样看待他,怀念他的。前些日子,为了给他助兴,我寄给他一首不像样的诗,他马上回信,大加赞赏。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在晋察冀边区,当他读过我的第一首诗的时候,就是这样热情、真诚地鼓励我的。虽然我们处在万事多变的年代,他的这种诗人的天真之心,是不会改变的。

1981年1月19日晚——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些文艺评论所以写不好,是因为作者没有创作实践云云。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刘勰并不是一位作家,也没有创作实践,但是他写出了一部《文心雕龙》。古往今来无数著名作家,却谁也未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书,与之抗衡。钟嵘的《诗品》也是如此。

当然,我也常劝初学写作的同志:如果愿意读一些文艺理论,最好是读那些大作家的文章。这只是说,作为文艺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比较起一般理论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艺术的实际和规律。这是就一般而言。有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其全面性、规律性、科学性,远非把精力专注于创作的作家可比。作家的理论,常常是零碎的、一时的,而又常常带着个人的偏颇爱好。

作家的艺术观,是一个整体。它主要不是表现在理论方面,而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凡是大作家,都是无所保留地把他的艺术见解,或明或暗地表现在作品里面。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无不如此。在每个人的小说中,几乎是和盘托出了他们的文艺理论。

评论家的职责在于:从作品中,无所孑遗地钩索这些艺术见解,然后归纳为理论,归结为规律。这要研究很多作家,探讨很多作品,在每一个时期,发现其共同的东西,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记录其不同的拍节。要广读深思,要与作家的文心相通相印。

在研究作家和作品时,理论家要虚怀若谷,不存成见。要视作家如友朋,同气相求,体会其甘苦,同情其遭际,知人论世。既要看到历史背景,也要看到作家的特异的性质,特殊的创造。

“广读深思”,这四个字最重要,是刘勰成功的奥秘所在。

如果允许我谈一些过去和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评论家的治学态度,有些浮浅,而神态高傲,对作家取居高临下之势;条文记得不少,而摸不到艺术规律;文章所引证,常常是那么几个人云亦云现成的例子,证明读书,并不是那么用功;一个劲地追赶“形势”,获得“正确”,疲于奔命,前前后后的文章,都能使人感到那种气喘嘘嘘的紧迫样儿。而前后矛盾,一生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并不乏人。

这是失败了的文艺理论。对文艺理论有所误解,做起来就必有偏差。一切理论都有具体对象。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它的对象。才能正确无误地去指导它的对象。文艺理论的对象,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要阅读大量的作品,研究大量的作家。要研究成功之作,也要研究失败之作;要研究成熟的作品,也要研究初学的作品。要研究作家依存的时代、环境,要研究作家的工作、生活,研究他们的心理、病理。掌握大量材料,然后面壁加以深思,谨慎地提出论点。要取精用宏,要才识兼备。要代作家作品立言,而不单单是代圣人立言。所为文章,所发言词,谦虚信实,若有不足,若有不胜,使人读起来,有咀嚼回味的余地。要增加学术内容,要减少文章中的烟硝火气,因为那种炮击似的文章,在某一时期,对手无寸铁的作家、作品,虽然具备很强的杀伤力,但过了那一特殊时刻,它本身也会烟消火灭,一点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所谓“大批判”这种文章体制,其流毒的深远,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正像被“四人帮”败坏了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一样。这种文体,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可悲的退化,是用封建、法西斯的政治手段代替了的文艺批评。这种文体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创造,就其逐步形成来说,可以推得更远一些。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左”的文体,但左右难分,方位易变,究其实际,是中世纪黑暗文化统制的再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常可怕的倒行逆施。

这样的文体,其特色是:写起来极为方便,骂起来极为痛快,最能盅惑人心,易收愚民政策之效。在四十年代后期,它已经在我们的文艺评论中,显示端倪。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过集其大成,发挥到极致罢了。这种文体,因为并不是一种文思、文才的启发与导引,而是一种八股式的程式、工架,所以学起来也是很方便、很现成的。弄到后来,可以无需学问,无需思考,就可以写成洋洋万言的、声势吓人的大文章。因此,有那么一个时期,大批判文章,充斥在报刊、杂志、街头、讲坛之上。

这种文体,学习感染容易,戒除改正则甚困难。如果你在过去,曾经写过几年这样的文章,我敢断言,它就会像恶魔缠身一样,使你长期无法摆脱。虽然你有心像戒除鸦片烟一样,想改弦更张,但一遇到机会,这种文风,就又会在新题目之下暴露出来,就像故事里说的那种厨师一样,偷肉偷惯了,就会不分场合,不分里外,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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