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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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工人出身，兢兢业业的作者，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也遭到白眼和歧视。显然，以角、刺、年龄、性别等条件来衡量，作为他们的文艺打手，阿凤是不能入选的。
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纪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画图。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进入艺术的殿堂。
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行进之时，方向目标一致，脚步的轻重，步伐的大小，是可以有些差异的。这样才能听出时代的真正合奏。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读着阿凤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文可以说是“思无邪”的。
很长时间，阿凤成为天津老一代工人作者仅存的硕果，鲁殿灵光。每当我看到他的名字或他的作品，就百感交集。他是我们那个副刊的小小版面上，一时群星灿烂后残存的一颗寂寥的星；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小的作者队伍，兵折将损后，荷戟彷徨的一员“福将”；他是五十年代，在这一苗圃里生根成长起来，未遭砍伐的一棵老树。
很长时间，我不自量力，想总结一下我们办刊物、培养和组织新的作者，成功或失败的，回忆起来愉快或沉重的经验教训。结果，都力不从心地放下了。只是在去年整理的一篇《编辑笔记》中，简单地谈到两个工人作者，其中第一个就是指的阿凤。读者不嫌麻烦，是可以找来参考的。
1979年3月20日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克明《荷灯记》序
克明同志很谦虚，最近给我来信，要我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写篇序。这是不好推托的。
因为也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年老力衰，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打杂、清扫道路的工作，使热心的游览者，得以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
我和克明认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我在河间一带工作的时候。真正熟起来，是在土地改革期间，我在饶阳大官亭工作的时候。
大官亭有个规模不小的完全小学。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间大课室里，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满天星斗。有时是鸡叫头遍了。
学校的老师们，和我关系都很好。每逢集日，他们是要改善生活的，校长总是邀请我去参加，并请一位青年女老师端给我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
吃饱了，就和老师们文化娱乐一番，我那时很好唱京戏。
在这种场合，常常遇到克明。他那时穿着军装，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很容易使人亲近。那时他已经常常在《冀中导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了。
进城以后，克明常来看望我。我病了，他从北京给我买了一大瓶中药丸。三年困难期间，他同小秀（就是上面提到的青年女老师）给我送来一包点心，这包点心也不过一斤重，不知为什么，竟触动我心底的情感，写了一首旧诗。这首旧诗，几年后，我把它投入了火炉，内容也完全忘记了。
克明的文章，很多是写儿童生活的，明快流利，主题鲜明乐观，和他那总是笑咪咪的模样相仿。他在政治和生活的道路上，是屡屡跌跤。土改期间，以莫须有的问题受到审查；
事情过后，又被错划为“右派”。背着这个黑锅，经过一九六六年以来的运动，其遭遇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他被下放到郊区，自己筑土、伐木，打坯盖房，携家带口，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
克明有股牛劲，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写作，计划还满不小。他和村中青年合写的小说初稿，我是看到过的。
现在，他也接近老年了，就是那位小秀，她的最小的女儿，也比她在大官亭教书时大多了。时光的流逝，确实是很快的。
受到克明的委托，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来写这篇所谓序。半夜醒来，反复措辞，难得要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克明要求我，写一篇“教训的序言”。什么是我们的教训呢，我想到两点：
一、对于现实，对于生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这样，我们写成作品以后，除去艺术加工，就不要去轻易作内容方面的改动了。遇到不正确的批评时，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不畏一人之言，甚至可以不畏由一人之言引起的“群言”。现在，有的作品印成出书，还不断随时改易，随势改易，甚至随事随人改易，像修订政策法令一样，这是不足为训的。
二、我们要对文学艺术的基础理论，进行必要的补课。缺多少补多少。在战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些作者，我同克明都在内，得生活的教育多，受书本的教育少。遇到那些文痞们的棍棒主义文艺学说，不一定是慑于他们的权势，倒常常是为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左”得出奇的理论所迷惑，失去自己的主张，有时会迁就那些明明是错误的论点，损害了自己的良知良能。甚至有时产生悲观绝望的心情，厌世轻生。这都是因为我们平素没有充足的武器以自卫的缘故。
克明的阅历，比我广泛得多，积累的经验，也自然比我多，而且深刻。回顾过去，当然是为了前进。我想，克明目前虽然也显得有些衰老，又多病，但是他的一贯乐观主义的精神，丰富的生活体验，会支持与鼓励他进行新的创作，新的长征。
青春燃起的革命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对于生活，仍然是要充满信心的。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
我十分高兴，把克明盛年开放的这一束花朵，介绍给亲爱的读者，请你们批评。
1979年4月11日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小引
万国儒同志原是工人，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短短数年间，他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可见他的生产力是很高的。一九六六年以后，他也被迫搁笔，一直十几年。不然，正当青春旺盛之年，他在创作上的收获，原是不可估量的。
茅盾同志，对万国儒的创作，精辟地评价为：
“给了我们很多风趣盎然，而又意义很深的仅二、三千字或者竟有千余字的短篇，这在短篇小说不能短的今天时尚中，不能不引人注意。”
这可以说是不刊之论，我有同感。万国儒的小说，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是多情趣的，涉及的生活，也比较广泛。他的思路比较广，也比较活泼。本来我可以不再说什么了。
但放眼未来，为了发扬前辈赞许我们的那些长处，克服我们已经觉察到的那些短处，在总结经验的意义上，我又想到：
一、要扩大生活的视野。
本来，生活就像太空的星云一样，它是浑然一体，千变万化，互相涉及，互为因果的。但在过去，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好像工人作家就应该只写工人。当然，作家原是工人，他对工人比较熟悉，可能反映工人生活多一些。假如定为一条理论，那就非常荒谬了。凡是一种人为的框子，总是像古语说的“城里高一尺，城外高一丈”，越来越加码的。
工人作家既是只能写工人，势必就只写一家工厂，或一个车间。连写到家属宿舍，都要考虑考虑，就更不必说去写广大的社会了。
清规戒律一旦在头脑中生根，就会产生种种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工人作家，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他的一言一行，影响至巨。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些概念，他既要选择正面，又要选择先进，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又必定叫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其作品之干燥无味，就定而不可移了。
如果我们的创作，划界分片，只能是工写工，农写农，兵写兵，其他领域情况之糟糕，定与上述相同。
因为这样主张，无形是限制了作家们的视野，限制了他们的生活之路和创作之路。使一些初学者，略有成就，就满足现状，或者长期打不开圈子，打不开境界，致使作品停滞不前。
二、扩大借鉴的范围。
我们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辈的革命作家。研究他们的创作道路的同时，须知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一生，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读了汗牛充栋的书。他们不只读中国书，还都注意到读外国书，他们都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可以直接阅读。我幼年读过郁达夫的一篇自述，他在日本读的外国小说，那数量是使人吃惊的。我们读的书很少，这是我们创作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四人帮”的禁锢一切，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因。
林彪虽然不学，但有时还假惺惺地提提托尔斯泰，到了江青，就什么也不许借鉴了。
我们的文学，也要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正是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必然反映。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什么外国的现代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外国文学的现状，作为借鉴，要从人家那里吸取有益的营养。
我们要摆脱愚昧或半愚昧的状态。
万国儒同志，富于春秋，他今后的成就，还是不可限量的。以上云云，是我写出来，同他，同所有文艺伙伴们共勉的。
1979年5月29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刘绍棠小说选》序
今天中午，收到绍棠同志从北京来信：
“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
“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
于是，我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
绍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见于他在黑龙江一次会议上热情洋溢的发言，还见于他的自传，我这里就从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桥一家旅社，夜晚，他同从维熙同志来看我。我不能见到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见到他们，我很激动，同他们说了很多说。其中对绍棠说了：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等等率直的话。
他们走后，我是很难入睡的。我反复地想念：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二十年。是无情的风雨，袭击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风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许有所不同吧？现在，他们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并不带有风雨袭击的痕迹。风雨对于他们，只能成为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