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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孙犁散文集-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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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小说与历史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小说与电影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小说与三角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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