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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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
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是不幸的发泄，是忧患之歌，希望之歌。历来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辞。创作本身，对作家来说，是一种追求，一种解脱，一种梦幻。
但是，个人的愤世嫉俗，是一种狭隘的感情。孟子曰：
“伯夷隘”。隘就是狭隘。对历史上的卓异之士，作如此严格的批评，孟子自有其宏观的理解。
人生与文学，有时是祸福相倚的。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同时，也和多数人的处境有关。
多想到时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宽广。
最近，有个中年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说：“尔今文坛，除了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者外，文学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儿、新贵……杂陈着各种角色。”
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文坛结构新变化。过去，在政治的严格要求下，作家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单纯的，也可以说是比较封闭的，“死”的。现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领域一样，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
这些角色的出现，文坛表面是活跃起来了。但对于文学事业（现在很少有人这样提了）是否有利，则很难说。就是在旧社会，这些人物，也是吃不开的，会受到谴责，为真正的文学工作者所不齿的。
三十年代，上海文场有个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钱，是个少爷，也会写些文章，并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真本事，写作又不大严肃，在文坛上就站不住脚，知难而退。今天看来，还算是正经的念书人。“尔今”的角色们，是很难与他相比了。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还都有个“行规”，行业道德。多么恶劣的人，在行为上，也要有些顾忌。目前是在混乱中，没有标准是非。或者说，还没有形成“新”的标准是非。
商品经济，使文化领域，变成了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上有什么，文化界也就有什么。以上那位来信者，所列举的文学界诸多角色，目前已经在各个大城市，甚至乡村城镇，屡见不鲜。
作家与经济
如果说，前一阶段，文艺界的“不正之风”，还不过是受“四人帮”的影响，有些本来就是小喽啰的人，在那里呼朋引类，投靠一个，拉来几个，把持一个团体，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现形式，也不过是封建把头和小兄弟的规模，是政治性质的，而非经济性质的。
现在则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一些不逞之徒，从捞政治油水，一变而为追求经济实惠。这一改变，还真是大有可为，不到几年，使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个文艺团体，或是一家文学期刊，就是掌握了一个小金柜。小弟兄们干活儿，都两只眼睛盯着它。“繁荣创作”，是为了增加小金柜的“投入”。
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
市场经济，越搞越活。新的角色，应运而生。过去的把头，变成了掌柜，小弟兄，变成了伙计。其收入，其气派，其手段，还真有可观。男女大亨们，都已经是满身珠光宝气了。
有些白发苍苍，手拿拐杖，或叫人搀扶的老文艺战士，还在那里开会，写文章，梦想使“作家”们，回归到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那种规规矩矩，青衣小帽，舍己奉公，忘我工作的样子，看来是很难了。
希望
当然，什么事情，也不能过于悲观。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无数先烈，长期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它有坚固的，悠久的，为人生而创作的传统。它还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民，还是需要真正的文学，高尚的文学的。而多数严肃的、正直的作家，还是执著于为人生进步，幸福的艺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广大的，有见识的读者，他们的爱憎，他们的取舍，最终可以决定文学创作的趋向。他们的书架上，总是希望陈列着有人生价值，也有艺术价值的书籍。他们要读的，终归还是那些能带引他们进入文明和道德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那些唯利是图，唯洋人的马首是瞻的人，他们所写的，所提倡的，那些最终要把我们的人民，引向没落、消沉、荒淫和失去自信的文字，终归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1990年10月27日改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庚午文学杂记（二）
大奖
很久不看小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反正国外大奖或国内大奖的获奖小说，也引不起兴趣。国外大奖，例如诺贝尔，在青年时，就没有注意过。那时的导师们，谁也没有叫青年人，去读获奖者的小说。相反，例如赛珍珠的小说，在当时国内，是得不到佳评的，我们相信鲁迅的话，他认为那个大奖并非公平，是以他们的好恶为标准的。最大的好恶标准是什么？当然是政治。
现在青年人这样崇拜这个奖，我看是被那个诱人的名利震惊了。但如果以通读得奖作品大全，作为登上宝座的阶梯，这就像科举时代，以制义大全为圭臬一样，会在考场失意的。
至于国内大奖，也不一定就那么公平，也不一定就没有当时的好恶。我说当时，是因为每届和每届，好恶并不一定相同，是时常随政治发生变化的。
评定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方法，一是看它的普遍性，二是看它的永久性。得奖与否，并非重要。
评论
我不愿看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恐怕和我不愿再写文学评论有关。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谈论当前的小说创作了。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样，总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最初，因为接受了一次教训，我发表了一次声明，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后来，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那个声明，发表的太及时了，不然这几年再给人家写序，就更难应付了。”
不写序了，有时碍于情面，我还写一点读后感。不久，就又感到这也并非易事。人家叫我写书评，是为了帮他推销书。
如果我在文章中略有违迕，其使作者不快，与写序同。好，不写了。但朋友还是很热情，把书稿寄来征求意见。写封信吧，不久又发见，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友。
有一位老朋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把打印稿寄来，信写得很热情。我放下自己的活计，昼夜赶读，然后写信，一一列出我的看法。其中主要是谈缺点。现在能记得的有两条：
一条是说，小说每节结尾，形式类似，应有变化。一条是说，书中引用当地民间传说，有的没意思，有的应充实完整。信去无音讯，后来一个文学刊物要讨论这部小说，主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写信给作者，主编去找作者，作者说，那封信，已经找不到了，内容也不记得了。
后来，这部小说得了大奖。作者寄我一部，我也没有再看，不知道我那意见，到底被采纳了没有。从此，再有准备参赛的作品叫我看，或叫我在赛前写评论，我都婉谢了。
给中年作家提意见，就更应该慎重。不要看当面恭维你。
如果你实话实说，效果就会糟糕得很。因为他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基于以上种种经验，现在，我已经很少正面给人家的作品提意见了。不得已，也只是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是从此就没有下文。这是为了，既不冒犯朋友，也不违反天良。
新星
鼓励鼓励青年人，不会有错吧。也有经验。如果这个青年人还在窝里，你说什么也没关系，你只要在文章中提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很感激。就怕出飞儿，一遨游天空，鹏举万里，就会和你断了线。好在这并非恋爱，断就断了吧。问题是还有别的牵连。
当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出名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们，对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当他一旦升到天空，才把他周围的人们的眼睛照亮。于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贺这位造福一方的天才出现。请注意，在这个时刻，无论星球或地下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区区。这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当星球的运行，一旦出现一些偏差，或光彩在人们眼中，稍显暗淡的时候。他那周围的人们，就会嫁祸于人，说：
“这都是某某人惯的他（她）！”
冤枉啊，冤枉！
众所周知，我只是在他（她）没有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