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4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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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定元年，临安府平籴仓旧贮米数十万石，粜补循环，其后用而不补，所存无几。有旨令临安府收籴米四十万石，用平籴仓钱三百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九贯，封桩库十七界会子一千九十五万二千一百余贯，共辏十七界一千四百万贯，充籴本钱。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诱人入京贩粜，赏格比乾道七年加优。
咸淳元年，有旨丰储仓拨公田米五十万石付平籴仓，遇米贵平价出粜。二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今日急务，莫过于平籴。乾道间，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钱者，孝宗闻之，即罢其守，更用贤守，此今日所当法者。今粒食翔踊，未知所由，市井之间见楮而不见米。推原其由，实富家大姓所至闭廪，所以籴价愈高而楮价阴减。陛下念小民之艰食，为之发常平义仓，然为数有限，安得人人而济之？愿陛下课官吏，使之任牛羊刍牧之责；劝富民，使之无秦、越肥瘠之视。籴价一平，则楮价不因之而轻，物价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诸路义米一百一十二万九千余石减价发粜，薄收郡县听民不拘关、会、见钱收粜。
179 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货下一（会计）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
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诸州通判官到任，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奸。主库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课、盐曲之类，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等并亲临之，见月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于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而小民求财报怨，诉讼烦扰，未几，除募告之禁。
先是，茶盐榷酤课额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额求利，岁更荒俭，商旅不行，至亏常课，乃籍其赀产以偿。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为额，既又虑其未均，乃遣使分诣诸州，同长吏裁定。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丝帛暨他物，令监临官谨视之。欺而多取，主称、藏吏皆斩，监临官亦重置其罪。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命使臣分掌。掌务官吏亏课当罚，长吏以下分等连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及百千赏以十之一，至五千贯者迁其职。
淳化元年诏曰：“周设司会之职，以一岁为准；汉制上计之法，以三年为期。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大行群吏之诛赏，斯乃旧典，其可废乎？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钱帛、军储等簿以闻。”四年，改三司为总计司，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每州军岁计金银、钱、缯帛、刍粟等费，逐路关报总计司，总计司置簿，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余州亦如之。未几，复为三部。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费浸多。太宗孜孜庶务，或亲为裁决。有司尝言油衣、帟幕损破者数万段，帝令煮之，染以杂色，制旗帜数千。调退材给窑务为薪，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其爱民惜费类此。
真宗嗣位，诏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是时条禁愈密，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景德初，榷务连岁增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帝虑或致掊克，诏凡增额比奏。上封者言：“诸路岁课增羡，知州、通判皆书历为课最，有亏者则无罚。”乃令诸路茶、盐、酒税及诸场务，自今总一岁之课，合为一，以额较之。有亏则计分数，知州、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
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绮、絁绸平其直给之。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而赢数不预焉。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增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着《景德会计录》以献，林特领使，亦继为之。凡举大礼，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必优诏奖之。
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仁宗承之，经费浸广。天圣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至是，始大裁损。京师营造，多内侍传旨呼索，费无艺极。帝与太后知其弊，诏自今营造所须，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分隶诸军、八作司。旧殿直已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亦罢给。故事，上尊号、谥号，随册宝物并用黄命。帝曰：“先帝、太后用黄金，若朕所御，止用涂金。”时洞真宫、寿宁观相继灾，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决河，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既而玉清昭应宫灾，遂诏谕中外，不复缮修。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木之费省矣。
帝天资恭俭，尤务约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摈不取。闻民之有疾苦，虽厚利，舍之无所爱。贡献珍异，故事有者，或罢之。山林、川泽、陂池之利，久与民共者，屡敕有司毋辄禁止。至于州县征取苛细，蠲减盖不可胜数。
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臣尝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万户赋输，仅能取足，郊祀庆赏，乃出自内府。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傥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右司谏韩琦言：“省费当自掖庭始。请诏三司取先朝及近岁赐予日费之数，裁为中制，无名者一切罢之。”乃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裁定，有司不预焉。
议者或欲损吏兵奉赐。帝谓：“禄廪皆有定制，毋遽变更以摇人心。”尹洙在陕西，请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后西兵久不解，财用益屈，内出诏书：“减皇后至宗室妇郊祠半赐，着为式；皇后、嫔御进奉乾元节回赐物皆减半，宗室、外命妇回赐权罢。”于是皇后、嫔御各上奉钱五月以助军费，宗室刺史已上，亦纳公使钱之半。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诏给其半，后以元俨叔父，全给如故。帝亦命罢左藏库月进钱一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以次减郊祠所赐银绢，旧四千、三千者损一千，千损三百，三百损百，百损二十，皆着为式。
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二千一百五十一万；河北入二千一十四万，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河东入一千三十八万，出八百五十九万。用兵后，陕西入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又计京师出入金帛：宝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郊祠，故出入之数视常岁为多；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万，出二千六百一十七万，而奇数皆不预焉。
会元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遗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西兵既罢，而调用无所减，乃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裁节，稍徙戍兵还内地。命三司户部副使包拯行河北，与边臣、转运司议罢省冗官，汰军士之不任役者。诏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相参耗登。皇佑元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尧臣等为书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金帛、缗钱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余万，故用度不得不屈。
至和中，谏官范镇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灾，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责，而吏不称职，陛下忧勤于上，人民愁叹于下。今岁无麦，朝廷为放税免役及发仓廪拯贷，存恤之恩不为不至。然人民流离，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无事时，不少宽其力役，轻其租赋；岁大熟，民不得终岁之饱；及有小歉，虽加重放，已不及事。此无他，重敛之政在前也。国家自陕西用兵以来，赋役烦重。及近年，转运使复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其余无名敛率不可胜计。”
又言：“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然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无所建明。
治平中，兵数少损，隶籍者犹百十六万二千，宗室、吏员视皇佑无虑增十之三。英宗以勤俭自饬，然享国日浅，于经纪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预焉。
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后数日，光登对言：“国用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