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10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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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辍住３伎殖涛闹浚矢裰伲蛔愕倍韧庵靡病Ｒ兆婢煜轮舐裕谝巡荒芫∮茫衿湟乓猓裎尥诒菹乱玻”菹鹿锻圃湟舛兄梢钥琊⑹倌曛鲇诟垂饰锖酰〔蝗唬种呒惹睿伎肿孀谥垡嗖蛔闶岩病１菹率粤畛急铣掠谇埃蚪袢沾笥形员刂σ印�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而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亦形势消长之常数也。
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
石晋失卢龙一道，以成开运之祸，盖丙午、丁未岁也。明年，艺祖皇帝始从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后契丹以甲辰败于澶渊，而丁未、戊申之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以告太平，盖本朝极盛之时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实以丁未岁即位，国家之事于此一变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为靖康之祸。天独启陛下于是年，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间矣。天道六十年一变，陛下不可不有以应其变乎？此诚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也。
臣不佞，自少有驱驰四方之志，尝数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论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谋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临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是以忘其贱而献其愚。陛下诚令臣毕陈于前，岂惟臣区区之愿，将天地之神、祖宗之灵，实与闻之。
书奏，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惟曾觌知之，将见亮，亮耻之，逾垣而逃。觌以其不诣己，不悦。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沮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
待命十日，再诣阙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厉志复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然坐钱塘浮侈之隅以图中原，则非其地；用东南习安之众以行进取，则非其人。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胜忠愤，斋沐裁书，献之阙下，愿得望见颜色，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经画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闻焉。臣恐天下豪杰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云合响应之势不得而成矣。
又上书曰：
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一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堕，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而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之本旨，而东西驰骋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
臣所以为大臣论者，其略如此。
书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日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尝为考试官，黜亮，亮不平，语数侵澹，澹闻而嗛之，即缴状以闻。事下大理，笞掠亮无完肤，诬服为不轨。事闻，孝宗知为亮，尝阴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划其牍于地，亮遂得免。
居无何，亮家僮杀人于境，适被杀者尝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闻于官，笞榜僮，死而复苏者数，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狱。而属台官论亮情重，下大理。时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弃疾、罗点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复得不死。
亮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厉志读书，所学益博。其学自孟子后惟推王通，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陈，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亮意盖指朱熹、吕祖谦等云。
高宗崩，金遣使来吊，简慢。而光宗由潜邸判临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视形势，复上疏曰：
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计、举常事以应之者，不待知者而后知其不济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