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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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二十六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八月一日那天，毛泽东派出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派出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已不见踪影——早已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长沙空虚之际，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军覆没——占领长沙不过十一天而已！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毛泽东只得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这时，何键坐镇长沙，拥有四万兵马，远非上次那么空虚。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损失，屯兵长沙城下。
何键得知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板仓，便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毛杨氏”。杨开慧不幸和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长沙。杨开慧在狱中遭到严刑酷虐。各界闻杨开慧被捕，纷纷来人、来电要求保释。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审讯。”杨开慧冷眼相对，坚决拒绝。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时，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后来从报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当即写信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痛悼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还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2
毛泽东深知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只能采取围城，然后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好不容易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歼灭，由此士气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绪也就猛然高涨。李立三又连连催促进攻长沙，毛泽东不得不在九月十日签署《强攻长沙命令》。
命令下达后，红军发动强攻。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壕沟，有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于是，毛泽东在九月十三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二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枝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毛泽东无奈，于十月十九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1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共匪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诛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蒋介石在十月七日攻占郑州、平定中原之后，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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