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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姚文元传-第50章

小说: 姚文元传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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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原则,所以我写傅雷,写傅聪,写马思聪,写殷承宗,写戴厚英,写罗隆基,写王造时,写陶勇,写常溪萍,写彭加木……也正因为这样,我写了长篇文学传记《姚文元传》。
  一般来说,无人问津的“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的人物,大都有点棘手。这些人物常常处于禁区之中,或属“敏感人物”。我倒觉得,惟其棘手,惟其敏感,才有写头。得之不易,倍感珍贵。
  传记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交叉。尊重史实是传记文学的铁的原则。真即真,假即假,善即善,恶即恶,美即美,丑即丑。这种写作,如同戴着枷锁跳舞,绝不可象写小说那般浮想联翩。这种近乎“残酷”的创作原则,我却能够适应。因为我原本是自然科学统帅麾下的小兵,受过正统的自然科学训练,懂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写人物传记,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有时几乎要跑断腿;在我看来,如同当年在光谱仪旁,为了测得一个数据,要摄谱、冲片、对谱、测黑度……事实是科学的最高法庭,也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
  传记文学具备史料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前提就是尊重史实。不然,那只是小说了。
  写人物传记,倘若传主健在,能够面对你的录音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那样的采访是很省力的。《姚文元传》一书的艰难,不在于写,而在于采访。不是“七分跑,三分写”,几乎成了“九分跑,一分写”了。因为姚蓬子已死,而姚文元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无法面对面采访,只有依靠“迂回包抄”了。
  当年深受“四人帮”迫害、以致被投入秘密监狱多年的葛正慧先生,给了我以很大的帮助。他指点道:“文献是由文与献组成的。文,即档案,史书,是死的材料;献,即口碑,是活的材料。你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献’。因为‘文’总在那里,一、二百年以后的作家要写,也可以利用‘文’。如同姚雪垠写《李自成》那样。‘献’却要抓紧。一旦重要的当事人死了,‘献’也就没有了。”我听从他的指点,从“文”、“献”两个方面开始采访。
  “文”,对于姚氏父子来说,包括两大类:一是作品,因为姚氏父子皆为作家;二是档案。
  查阅作品是顺手的。我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图书馆,从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期刊、报纸上,查阅、摘录、复制了姚蓬子的诗、小说以及翻译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查到了他的《脱离共产党宣言》全文。此外,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报刊上查到的姚蓬子诗集《银铃》的广告以及一九三五年四月《社会新闻》第十一卷三期上姚蓬子“主编《大江日报》副刊”及其长篇小说《十年间》所登广告,都很有参考价值,并为进一步查阅提供了重要线索。我还查到老舍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重庆《新民报》上的散文《姚蓬子先生的砚石》,可以说,他把姚莲子写活了!此外,查阅一九八○年四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及夏衍《懒寻旧梦录》,了解不少关于姚蓬子在“左联”期间的活动情况。姚蓬子是潘汉年介绍入党的,我查阅了有关潘汉年的《零落成泥香如故》等书。另外,查阅了许多文史资料选集,以求从中查出与姚蓬子有着密切关系的徐恩曾、费侠等中统特务头子身世。
  姚文元的文章,远比姚蓬子多,查起来倒并不太费事。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大都收入他的集子,而且我的写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向我提供了姚文元的全部文章的复印件!当我提着五大卷、好几公斤的复印件回家,象打了大胜仗似的——这下子节省了大量的逐篇查阅文章的时问。我光是把复印件读一遍,就花费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
  在“文革”期问,姚文元发表了大量讲话。我在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十几辑当时群众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集》,查阅了众多的“文革”传单和小报。另外,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初,全国两度掀起批判“四人帮”高潮,我复印了当时各报批判姚文元的大量的文章;还查阅了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八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十九日特别法庭四次审判姚文元时的现场记录。我用照相机翻拍了姚文元的各种社会活动照片,也查阅了海外姚文元的一些报道。
  追寻姚氏父子的档案,颇为艰难。尤其是姚蓬子的档案材料,在“文革”中列为“防扩散材料”,属于“核心机密”。我为了盖一个某机关的公章,办好查阅手续,往返奔波多次,这才获得最后的许可,从两个重要部门调阅姚蓬子档案。不料,令人大失所望,其中一份档案中剩下卡片,另一份档案的牛皮纸口袋里,只装着当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烧毁姚蓬子档案的一纸公文以及留存备考的姚蓬子档案目录(原件均已销毁)。当然,那份目录多少还有一些参考价值。令我吃惊的是,就连姚蓬子家所在处的派出所里,也查不到按规定应永久保存的户籍卡——只是因为那上面记载着一九五五年姚蓬子曾被公安部逮捕,生怕影响姚文元的“光辉”,在“文革”中被列为“防扩散材料”而销毁!
  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档案室里,我为写另一部人物传记查找材料,无意中,在一个公文卷里,发现一批姚蓬子材料!我的眼前顿时一亮,立即细细翻阅。征得主管人员同意,我全部复印这一卷姚蓬子档案。
  相对来说,查找姚文元档案,倒还方便一些。他亲笔填写的履历表,成为我排定姚文元年谱的依据。
  一边查“文”一边找“献”。我东奔西跑,采访知情者。我发觉,“献”往往比“文”更重要。
  知情者一般分三类:一种是他什们的直系亲属或有牵连的人,最难采访。他们往往最知情,却不愿详谈。总是谈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在这样的人那里,我常常只能核对一些事实。慢慢熟悉之后,也能了解不少珍贵史料。
  另一种是受迫害者,能够很热情、很尽力地给予帮助。
  还有一种是无牵连者,一般知情不深,愿说。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一些背景材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姚文元的入党介绍人、支部书记、支委聚首,与我交谈。他们认为大家一起回忆,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校正。那是一个星期天,几位老同志都应邀赶来。他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又生动、又详细,远不是档案上的记载所能比拟的。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我深为感动。我把那天的录音磁带,作为重要史料保存。
  上海新闻界的老前辈们,也给以可贵的支持。有几位“老总”,与姚文元长期共事,以至是多年的邻居。如《解放日报》原总编王维的翔实的回忆,同样是很重要的史料。
  一些老作家、老诗人,回忆了半个世纪前的姚蓬子的往事。施蛰存谈笑风生,讲起姚蓬子种种为人之态。王若望的回忆中,谈及很重要的一件事,即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五十年代是怎样开始勾结的。王若望所讲的情况鲜为人知,又是他亲自经手的,是第一手的材料。
  为了弄清“杂家”事件始末,我拜访了深受“姚棍子”迫害的罗竹风;为了弄清“德彪西论战”的前前后后,贺绿汀对我谈了他与姚文元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查明《评新编历史后〈海瑞罢官〉》的出笼经过,《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有关负责同志谈及了许多内幕…·
  上海某大学的许多老师,目击了姚蓬子在“文革”中的“精彩”表演;里弄干部们了解姚蓬子与姚文元之间的来来往往;姚文元曾工作过的几个单位的同事,也颇知情。我一一前往请教,采访。
  我终于找到当年的“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成员,找到审查过姚蓬子的公安人员,还找到“作家书屋”当年的店员……
  我曾笑称我的写作近乎“外调”,简直成了“专案组”一般。我细细研读了当年关于调查姚氏父子历史情况的中共中央文件。我的采访,几乎不放过文件中提到过的线索,不论这些知情人在上海还是在外地。
  我从那张留存在姚蓬子档案中的目录上,注意到一个原中统局负责人的名字。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他。他已是九十五岁的老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他谈了徐恩曾的身世,谈了费侠的叛变经过,谈了《扶轮日报》是怎么办起来的,谈了姚蓬子的叛变情况……他的这些“献”,很多是“文”中从未见过。
  姚蓬子在南京的情况,当然,丁玲是最了解的。在一九八五年夏,我去北京。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必须采访她。她当时很忙,但她告诉我,已经写了回忆录,内中详细谈及姚蓬子。为了节省她的时间,凡是她的回忆录中已经谈到的事,她就不重复了……我一直期待着读到她的回忆录。我终于读到了她用生命的最后岁月写成的《魍魉世界——南京国居回忆》,她用她的笔,为后人勾画了当年姚蓬子的可耻形象。
  传记文学的大厦,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事实的地基上,我经过反复“外调”,才进入写作阶段。
  姚氏父子的身世,其实也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的缩影。这样的人物,有深度,有跨度,需要作者能够有相当的驾驭史料的能力。我不得不去读许多有关的史著,在弥补自己的不足。最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准确。如实地掌握笔下的分寸。尽管姚氏父子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写作时仍需要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态度。就拿姚蓬子来说,在被捕、叛变之前,他是左翼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确实具有进步的倾向……当然,在他反水之后,那就完全成了敌人营垒中的一员。不过,他的内心之中,也充满深深的矛盾,他是在极度的隐痛中过着他的“文化掮客”生涯。没有一个叛徒,是真正幸福的。
  传记文学与小说一样,同样需要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过,小说属“合成材料”,作者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传记文学却属“天然材料”,必须依据人物的本来性格加以刻画,比起小说来,“自由度”要小得多。在写《姚氏父子》时,我以为写姚蓬子要比写姚文元容易,原因便在于姚蓬子本来就是个性格鲜明的人,他的喜欢炫耀、不甘寂寞,他的马虎之中透着精明,他的吝啬刻薄,他的不修边幅,构成了他的生动形象。相对来说,书中对姚文元的性格的刻画要差一些,他不如姚篷子那般鲜明。
  姚文元道路,是一条政治投机之路。“反胡风”、“反右”和“文革”,姚文元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投机的手腕,来了个“三级跳”。把这个人物的本质写透了,把“无产阶级金棍子”的“成长历程”写出来,实际上就是对建国以来几次重大的“左”的失误的分析与批判。姚文元在“反胡风”中,本来处境狼狈,因为姚蓬子受胡风一案牵连,被公安部拘捕审查,姚文元也因与胡风的来往受到组织审查,而且审查小组负责人之一便是他当时的恋爱对象金英。他差一点连女友都告吹!他随机应变,投奔张春桥,接二连三地在张春桥任社长兼总编的《解放日报》上抛出一系列批胡风的文章,他由此不仅保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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