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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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五月，丁玲去北平找党的关系。“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引者注；即率达夫人）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从北平归来，“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引者注：丁玲的同学，共产党员）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
就在丁玲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
丁玲在翌日秘密地与张天翼相见于一家小咖啡馆。然后，在几天后，前往上海，会见了胡风和冯雪峰，接上了中断了三年的组织关系。然后，又回到南京。“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
姚蓬子当然把丁玲的动向报告了徐恩曾。“不久姚蓬子又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
丁玲终于挣脱了徐恩曾的陷阱，挣脱了姚蓬子的监视，出走上海，前往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之中。
在丁玲的笔下，姚蓬子的叛徒嘴脸，一清二楚。
经过严格的审查，一九四○年十月四日在延安，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签署《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党员。”后来，经历多次政治运动和审查，仍“维持一九四○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
中国大陆解放后，徐恩曾逃到了台湾。当他年事渐高，曾写下回忆录《暗斗》，用英文出版。在《暗斗》中，徐恩曾写道：
后来确知丁玲走了（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了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我完全接受了这些批评……
丁玲的走，曾使姚蓬子心灵上有过一阵震颤，有那么一丝隐痛，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那样的发表过《脱离共党宣言》，他已那样的供出了党的机密，已经“转向”的他，是不可能再重新站到斧头镰刀大旗之下……
与徐恩曾攀上“干亲”
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敌”，成了徐恩曾亲密的“同志”。
在芜湖的《大江日报》干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现够“出色”的。
于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顶顶乌纱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
来回奔波于芜湖与南京之间，毕竟劳累。
一九三六年，姚蓬子调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担任甫京《扶轮日报》副主编。它不象《中央日报》那样的国民党“党报”，倒有点“民间”色彩。在美国，一九○五年二月曾由律师哈理斯（PaulP。Harris，一八六八——一九四七）发起成立“扶轮社”。他从社会各行业中吸收社员，然后在各社员的办公处轮流进行集会，所以称“扶轮社”。在一九一二年，发展为“扶轮社国际联合会”，在几十个国家设立分社。南京的《扶轮日报》，其实是国民党政府的铁道部主办的，取名“扶轮”，一则象征“扶”火车之铁“轮”，二则象征如同“扶轮社”那样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间”色彩。
《扶轮日报》最初只印几千份，只在铁路系统发行，是一家小报而已。可是，当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之际，《扶轮日报》把记者派往“围剿前线”，不断地发出“最新消息”，配发“社论”，引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视。于是，《扶轮日报》的发行量大增，影响越出了铁路系统，成了一家“民办”的《中央日报》！
姚蓬子出任《扶轮日报》副主编，主持该报副刊。
当年徐恩曾的“密友”、国民党中将汤静逸。如今白发似雪，年已九旬。当我拜访汤静逸先生时，他回忆当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统”里，我算是一个喜欢动笔头的，常常给《扶轮日报》写点诗，正巧姚蓬子是诗人，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时候很脏，头发、胡子很长，他都无所谓。
我发觉，他已经死心塌地地跟着国民党，为国民党做事。已经一点也没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见到我，总是点头哈腰的——因为他知道我在国民党里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过。他当时生活很不错。我也见到过他的儿子——那时是个小孩子。
解放后，我因为在上海市监狱关押多年，所以当“文革”开始的时候，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记得，起初有人来外调，要我写关于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写了（本书作者注：经查阅档案材料，汤静逸曾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写了《关于姚蓬子叛充反动派文化特务的情况》，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写了《有关姚蓬子和中统的关系问题》）。
过了不久，记得两个穿军装的人，到上海市监狱提审我。他们要我讲姚蓬子的情况，我就把已经写进材料的那些事讲了一遍。不料，他们听罢，拍台子，大声骂我“狗胆包天”！他们警告我，今后绝对不许再写、再讲关于姚蓬子的事，不然就会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属于“防扩散材料”！
那两个军人走后，我明白了。当年那个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长”。显然，那两个军人是姚文元派来的。他们要封住我的口……
其实，在南京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早在一九五六年当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审查时，他便亲笔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的经过》。白纸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档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要我在那里写。我写同鲁迅、柔石、潘汉年、田汉、华汉、冯雪峰、郑伯奇、钱杏（屯阝）等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理事；还说以上的人都是左联的理事。我同鲁迅等办过萌芽月刊，同丁玲等办过北斗杂志，还自己编过文学月报。我加入党是潘汉年介绍的。
关于左联党组织的负责人，我说先是潘汉年，后是华汉。关于有哪些党员，我说有冯雪峰、华汉、钱吉（屯阝）等。
左联会员的住址，我说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都是他们以前住过的地方。我说和鲁迅先生见面是在内山书店，同柳亚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住在什么地方也写上了。
这以后，张道藩到狱中来过一次，是在法官的审判室中接见我的。他说已看到了我的叛党的自白书，不久就可以觅保释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着中统特务机关的津贴而成为它的一页。
到汉口以后，我先在中统的临时办事处看到徐恩曾，他说每月仍给我一百元津贴……
活口难封，事实俱在。每一个人的历史，是由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脚印所组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后，先是出卖党的机密，继而公然发表脱党宣言，进一步加入中统特务组织，甚至与徐恩曾攀上“干亲”——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双脚走过来的。
姚蓬子与徐恩曾结为“干亲”，其中的“桥梁”，便是姚文元。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楼上，忽地笑语飞扬，热闹起来。徐恩曾挽着他姘妇费侠的粉臂，笑吟吟走来，跟在门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后，上楼来了。已在楼上等候徐恩曾光临的，有中统特务卜道明、中统特务袁孟明和妻子傅怕群、中统特务姚蓬子和儿子姚文元。
东道主周伯良，乃国民党特工总部总务科长，水果店是他开的。眼下，他在楼上又开设了西餐馆，特请顶头上司徐恩曾及几位弟兄赏光。
几杯黄汤下肚，弟兄们的话就多起来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话题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儿子，一脸福气！”费侠摸着五岁的姚文元的圆脑袋，把他搂在怀里。
“蓬子的儿子长大以后，一定会象蓬子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家！”徐恩曾也夸奖道。
“你们这么喜欢蓬子的儿子，就把他给费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夺人所爱。”徐恩曾连忙说道，“还是做干儿子吧。蓬子，你看怎么样？”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于是，姚蓬子当即成了“导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儿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为好“演员”，马上对着徐恩曾喊了一声。
徐恩曾这“笑面虎”，此刻放声大笑起来：“好儿子！好儿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着费侠甜甜地喊了一声。
“真乖！真乖！”费侠亲了亲姚文元的圆脸蛋。
“干杯！我们为徐主任和费侠有了干儿子干杯！”卜道明站了起来，高高举起了酒杯。
“干杯！”姚蓬子也举起了酒杯。
几只酒杯相碰，发出叮当的声音。
徐恩曾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进一步与姚蓬子结成“亲密关系”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饮而尽，他为自己能够巴结徐恩曾，有了坚牢的“后台”而高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日军攻陷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的时候，徐恩曾西装笔挺，挽着费侠，徐徐步入汉口天主堂。他和费侠的婚礼，正式在这里举行。他们先同居，后结婚。
在贺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亲”姚蓬子的。他紧紧跟随着主子来到汉口，参与了刘百闵、叶溯中为首的文化特务活动，组织了“中国文化服务社”。他还在反共杂志《中国与苏俄》上，发表了“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
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后，费快便由徐恩曾的姘妇“转正”为第三任妻子，当然也就成为姚文元的名正言顺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经历，汤静逸记得很清楚。据汤先生告诉笔者：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字可均，生于一八九八年。此人颇为风流，一表人材，有‘美男子’之称。
徐恩曾原本是学工的，曾去美国留学。赴美之前，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