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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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3节：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2）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一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作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4节：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的遗憾——六部长篇未写成
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散文随笔、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过，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匠，生前也一直想涉足“大部头”的作品，他曾计划写六部长篇（其中三部是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二十余万字，分十八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挚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十五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的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30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著《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作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35节：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很看重的一位民国小说家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民国小说家李健侯先生，很喜欢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著，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健侯是陕西米脂人，是李自成的同乡后人，其父为清末进士，在四川以及陕北的绥德做过官。李健侯自幼随父亲在衙门读书，因家境富裕，不事农耕，放浪形骸，平时居家读史、绘画，悠闲度日。父亲死后，李健侯曾游河北、山西各省，后回到家乡米脂县。1934年，李健侯应聘参与县文献委员会编纂《米脂县志》，同在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李鼎铭是同事。
在各地游历期间，李健侯收集了许多有关李自成起义反明的材料，尤对李自成为人不贪财、不好色、光明磊落的品德，及其诸多的英雄业绩，非常钦佩。李自成的这些优点，连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明史》都不得不如此记载他：“不贪财利，不好酒、色，脱粟粗粝，生活简朴，与其下共甘苦。很能礼贤下士，纳人善言。”回米脂县志局供职后，他又搜集了不少有关李自成的珍贵史料，对这位历史上了不起的起义军领袖的景仰之情更深了一层。他认为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十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王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传人，而竟听其事埋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见《永昌演义·自序》）
李健侯立志为李自成写传记，他潜心收集各种资料，参考了六十多种古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订正谬误，考证其真伪。
1926年，他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初稿完成后又六易其稿，为写成此书甚至不惜卖掉部分田产。终于在1930年12月将该书定稿，但一直未能出版。这部章回体历史小说共四十回，约三十八万多字，其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行了热情歌颂。
20世纪40年代初，此小说在陕西广为流传，1942年，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把《永昌演义》原稿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非常赏识，很高兴地阅读了这本书，并让秘书手抄一本，以备将来之用。
当年毛泽东曾亲自嘱托秘书，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这是毛泽东一生唯一的抄存本，可见毛泽东对之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关注由来已久。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学校读书，放假回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分完后，最小的表弟吵着还要多分一点，少年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他的话终于说服了小表弟。
1921年，毛泽东在衡阳第三师范向同学们作《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