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的牛人实录:民国大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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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一百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六百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四十三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3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1）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4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2）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
